一、大时代的起点：雨伞革命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讲述第二十二讲《雨伞革命》。
在上一讲中,我们回顾了2012—2014年雨伞革命爆发前夕的香港历史。在这一阶段,随着梁振英成为香港特首,香港当局试图在中小学推行名为"国民教育",实为变相中国式政治课的课程,使香港民众在2012年发动了超过10万人参加的"反国教"抗争。在"反国教"抗争取得胜利后,香港民众又投入了争取普选的社会运动中。2013年,随着"占领中环"计划的提出与实施,香港民众做好了用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普选权的准备。2014年8月31日,随着中国人大常委会公布著名的"八三一决定",中国当局已经阻塞住了香港通往真普选的道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批香港民众在2014年9月26日走上街头,在政府总部附近与警方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大时代的序幕雨伞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在讲述雨伞革命之前,我们还是先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今年9月14日，香港协助被囚禁人士的组织“石墙花”在当局的压力下宣布“结业”。此前，香港当局的惩教署长胡英明和保安局长邓炳强曾多次抨击“石墙花”，称这个援助了大量被捕抗争者的组织“抹黑惩教署”、“散播危害国家安全种子”。在“石墙花”结业时，该组织曾在社交媒体上声明，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结业”。组织创办人邵家臻则表示，目前对于被囚抗争者的人道关怀和支援工作“今天已经走不下去”。（《囚权组织“石墙花”受压解散 建制媒体称港府要阻助反修例在囚者》，法广，2021年9月14日）
值得注意的是，邵家臻在雨伞革命时就活跃在街头抗争者的行列中。因此，他在事后遭到了当局的秋后算账式审判，在2019年4月24日被判处监禁八个月。这一事例表明，香港当局对于雨伞革命参加者的政治清算，一直到这场运动结束后的好几年仍然在进行。而雨伞革命的参加者中，又有成百上千的人投入了从2019年开始的反送中抗争。从雨伞革命开始，香港进入了一个以革命为主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连绵不绝的大规模街头抗争成为了常见的景象。警察对民众的镇压，以及民众抗争的英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步步升级。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从2014年9月26日开始的雨伞革命。现在，就让我们走近这场浩大的公民抗命运动中吧。
二、抗争的狂澜：雨伞革命的爆发
2014年9月22日，超过1.3万名大专院校师生聚集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要求在2017年实施真普选、及中国人大撤回“八三一决定”的罢课示威活动。这次活动的发起团体，是由多间高校学生会组成的学联（全称“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在集会上，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发表演说，提出700万香港人的命运不应该由中国人大常委会的170个代表决定，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应该尽到社会责任。在这之后的三天里，数以千计的大专院校师生开始在港岛各地集会，并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参与。9月26日，新兴学运团体学民思潮发动了规模浩大的中学生罢课行动。当晚，数千名学生在政府总部外的添美道举行了罢课集会。当时，香港当局为了防止民众冲击政府总部，已经将曾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被示威者占领的政府总部东翼回旋处空地用铁栅栏封锁了。而在香港民众的口中，这一处空地被亲切地叫做“公民广场”，是一个公民表达政治诉求、进行集会的地方。夜晚10点15分，当添美道上的集会结束时，群情激昂的示威者并没有散去，并很快就发起了被称作“重夺公民广场”的突袭行动。包括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内的上百名示威者从正面突入了公民广场，抗争的狂澜开始了。凌晨时分，手持防暴盾牌、头戴防暴头盔的防暴警察团团包围了公民广场。9月27日下午1点，防暴警察进行清场，逮捕了74名示威者。在这次镇压中，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也被警方拘捕了。
大批学生的被捕，激起了更多市民的愤怒。9月27日当晚，超过8万名市民自发聚集在政府总部外，对警察进行了反包围。9月28日凌晨，“占领中环”计划的提出者、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宣布启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并开始组织义工队声援抗争现场的民众。到9月28日下午，已经有不少民主派议员来到了民众聚集的抗争现场，市民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已经开始有警察向民众喷射胡椒喷雾，并抢夺市民手中用于防御的雨伞。
下午5点58分，警方开始了野蛮的镇压行动，首次对香港人民施放了催泪弹。当天晚上，港岛的金钟、湾仔、中环一带烟雾弥漫，民众因遭受了警察的暴力攻击发出的惨叫声和哭声此起彼伏。许多勇敢的人手持着雨伞排列成伞阵，与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展开了街头攻防。在街头冲突中，尽管催泪弹的浓烟可以让大量聚集的民众暂时散去。但每当烟雾散去时，一度被逼退的民众就会回到马路上重新集结，重整阵势。到9月29日凌晨3点，这场惨烈的镇压终于告一段落。这一夜，尽管警方发射了87枚催泪弹，但勇敢的香港人依然坚守在街头，警察只得败退离去。在整场镇压中，有接近100名民众受伤。
三、长期坚守：占领区的抗争
残酷的镇压激起了更为勇敢的反抗。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涌上了街头。到10月2日，民众的集会已经传遍了港岛、九龙和新界的各地。在遍地开花的抗争行动中，出现了港岛的金钟、铜锣湾和九龙的旺角三大占领区。在三大占领区内，社会各界人士设置了帐篷和营地，占领了交通要道，开始将这场抗争长期化。世界各国的媒体在目睹了抗争者手持雨伞的英姿后，将这场抗争命名为“雨伞革命”。
在占领区中的抗争者们往往身着黑衣、系上黄丝带，许多人也会手持和撑起黄色雨伞。这种黄、黑两色的配色，就从这时起变成了香港抗争者的重要符号。在占领区的抗争者也时常面临着亲共人士和警察的暴力袭击。10月3日，一批佩戴着蓝丝带的亲共暴徒袭击了旺角占领区，打伤了多名市民。而在暴徒发动袭击的过程中，警方并没有阻止。第二天凌晨，愤怒的市民在旺角一带与警方发生了冲突，酿成了流血事件。10月15日，在金钟占领区，七名警察逮捕了在现场的民主派政党公民党成员曾健超，在反绑了他的双手后将他带到暗处，进行了持续数分钟的残酷殴打，使他的面部、胸部、背部多处受伤。
在警方和亲共人士的不断袭击下，香港民众仍然继续着这场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充满创意的抗争方式。在金钟占领区，抗争者们模仿捷克民主运动时期的做法，设置了一面由上万张五颜六色的贴纸构成的“连侬墙”。通过在连侬墙上的贴纸上写字、作画，人们高效地互相打气、传递信息。10月23日，在九龙和新界交界处的狮子山上，一幅写有“我要真普选”字样、画着一个雨伞图标的黄底黑字条幅出现在山岩上。随后，这个条幅的仿制品就在各个占领区、学校和居民社区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成为了雨伞革命的标志。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以及支持香港抗争、向往自由的各族裔人士也行动了起来，在北美、欧洲、澳洲各国的中国领事馆外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在中国境内，也有一些心怀正义的人士起来响应这次抗争，遭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仅仅截止到10月8日，在北京、重庆和广州被捕的人士就已经分别有30人、4人和2人。
四、“我们会回来的”：雨伞革命的失败与成功
面对民众的群起反抗，中港当局不但使用了残酷的镇压手段，也一直拒绝与民众进行有效对话。11月15日，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试图前往北京与中国官方对话，却被吊销了通行证件。11月21日，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与5名学联代表进行了关于政治改革问题的对话，但林郑却只是在对话中复述官方立场，表示民众不应该“消极抵制”中国人大通过的所谓“普选”方案。随后，香港当局就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11月25日—26日，香港警方出动了包括“速龙小队”在内的3000多名警察，施放着胡椒喷雾，对旺角占领区进行了清场，逮捕了93名抗争者。11月30日，在学民思潮和学联的号召下，头戴安全头盔的近千名抗争者发动反击，包围了政府总部，防暴警察则使用胡椒喷雾、警棍和催泪水剂残酷地攻击并驱散了民众。有民众在冲突中怒骂警察为“黑警”，香港当局则在此后的声明中称当晚的抗争者为“暴徒”——此后反送中运动中抗争者与当局的互相称呼，在这时就已经出现了。
12月11日，包括“速龙小队”在内的大批警察涌入金钟占领区进行清场，拆毁了象征着雨伞革命的连侬墙，逮捕了247名抗争者。12月15日，“速龙小队”又对规模最小的铜锣湾占领区进行清场，逮捕了最后坚守的17名抗争者。这样，声势浩大的雨伞革命，就被香港当局动用防暴警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在整场雨伞革命期间，先后有120万香港人参加了这场社会运动，其中有1088人被捕。受伤的抗争者和因警方暴力受伤的无辜市民，至少有770人之多——由于许多伤者没有就医，因此实际的受伤人数肯定要比770更多。此外，也有130名警察和26名记者在这一期间受伤。
从表面上看来，随着雨伞革命以被镇压而告终，这场运动似乎是失败了。然而，雨伞革命实际上又是成功的。在这场社会运动中，许多此后反送中运动的特点和符号已经出现了。在雨伞革命期间，上百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亲眼目睹和经历了抗争中种种激动人心和感人的时刻，以及警方和亲共人士的残暴行为。反抗的火焰，虽然随着雨伞革命被镇压暂时熄灭，但反抗的精神仍在闷烧着。只要时机一到，这团火焰就会以更大规模燃烧起来。在金钟占领区被清场前夕，有抗争者将一大块黄色的布绑上气球升入空中。在这块布上，用英文写着黑色的大字：
“我们会回来的。”（We’ll be back）
很快，香港民众就将重整旗鼓、回到街头，掀起一场新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