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二十講 “碼”的顏色和人的“顏色”

202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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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二十講 “碼”的顏色和人的“顏色” “黑五類”的含義。
來自網站“hi-on”

一、紅黃綠灰碼與紅灰黑五類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帶領大家繼續走進文革的歷史中。

這一講的題目,叫做《“碼”的顏色和人的“顏色”》。我們還是要從近期中國發生的一系列怪象開始談起,談到當下中國政府用“健康碼”的顏色來劃分人的做法,並與文革時當局將人按照政治“顏色”劃分、並對其中部分“顏色”的人進行重點政治迫害的情況聯繫起來,使大家瞭解當下亂象的某種“歷史先例”。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當局的“數字獨裁”手法就變得“更上一層樓”,開始全面推行以手機小程序爲平臺的“健康碼”。

如果一個人處在所謂的“高風險區”,這個人的健康碼就會變成紅碼,那他可就悲劇了,因爲他不但哪裏也去不了,而且還會被隔離起來。如果一定範圍內出現了一例陽性病例,那麼這個範圍內的所有人都會跟着“躺着中槍”,全部變成紅碼,享受“大白”的封禁。

在“紅碼”之下,待遇稍好的是“黃碼”。健康碼變成黃碼的人,依然會受到出行限制。只有獲得“綠碼”的人,纔會有相對比較多的人身自由。

然而,這種按照顏色劃分的健康碼,所反映的可不僅僅只是人們的健康問題。在有的時候,它還會被當成一種鎮壓和控制民衆的手段。今年4月開始爆發的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時,有不少儲戶因爲他們存在村鎮銀行裏的錢無法取出而展開了維權行動。這些人不但在鄭州遭到了當局的暴力鎮壓,也有大量維權者的健康碼被當局轉成了黃碼乃至紅碼。通過這種方式,維權者的行動自由遭到了限制,當局用這種辦法控制了民衆的聚集抗爭。

更爲匪夷所思的是,隨着“健康碼”制度的演變,在有些地方,甚至紅、黃、綠三色已經不足以涵蓋所有種類的健康碼顏色了。比如在近日的武漢,就出現了“灰碼”這種概念,在48小時以內沒有進行核酸檢測的民衆就會被賦上“灰碼”。

極權主義政權向來會使用各種手段將民衆分成不同的類別,而後加以區別對待,從而達到分化社會、便於控制之類的目的。而這種用顏色將人分成不同類別的做法,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上其實也並不是頭一回,在毛澤東時代就出現過一次。中共在1949年建政後,將人按照所謂的“階級出身”劃分成了各種各樣的類別。其中,被中共視爲可靠人的是被稱作“紅五類”的所謂“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與“紅五類”相對的,則是種種中共不喜歡的人,包括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統稱“黑五類”。而隨着中共政治迫害的烈度愈加激烈,後來還有更多種被賦上了“黑色”的人,出現了“黑七類”、“黑九類”之類的說法。此外,介於“紅色”和“黑色”之間的,還有一類被看成“灰色”的人,比如職員、店員、醫生、中小學教員、記者、小律師、小商人、小業主之類的人,這些人被冠上了“灰五類”、“花五類”、“麻五類”之類的名號。

中國手機中顯示的健康紅碼。(網絡截圖)
中國手機中顯示的健康紅碼。(網絡截圖)

二、用不同“顏色”劃分人帶來的暴行

在當下,民衆如果被賦上了紅色、黃色、綠色、灰色等不同顏色的健康碼,所受的待遇可以說是會有天壤之別。在最爲極端的情況下,比如今年上海封城期間的一些民衆,會因爲身上帶着紅碼被“大白”們封禁在家中活活餓死。而在毛澤東的文革中,一個人是“紅色”、“黑色”還是“灰色”,更是一個性命攸關的問題。我在此前梳理文革歷史脈絡的時候已經談到,在文革當中發生的許許多多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和殘酷迫害中當中,“黑五類”都是重點被屠殺的對象。而在這種屠殺、迫害當中,更伴隨着種種歇斯底里的政治口號,以及充滿血腥味的政治歧視語言。在這裏,我們先舉一個例子。

在1967年4月,一位官二代老紅衛兵組織“聯動”的成員,曾給平民色彩更濃厚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寫過一封信。這封信裏這樣說道:

“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的混帳王八蛋們:

“別看你們今天XXX鬧的歡,將來小心你們的驢頭。崽子別狂,等着瞧,20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你們靠邊站!你們今天鬥了我們的人,這血恨一定要報。小王八蛋們別高興得太早了。

“不管你們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反正革命的重擔不會落在你們身上。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崽子們,考慮考慮你們的後路吧!

  • ····……

“幹部子弟要掌權!

“天下是我們的!

“北京101中 你們的爺爺——老紅衛兵”

(轉引自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第七章)

由於這封信裏面存在有極其骯髒的詞彙,因此我隱去了這樣的詞語。在前面對文革歷史的整體脈絡梳理中,我們曾經談到過創辦了聯動這個組織的老紅衛兵們,在“恐怖的紅八月”裏面都幹了什麼。爲了維護“紅五類”當中幹部子弟們的特權,這些官二代們將矛頭對準了北京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對準了“黑五類”,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而他們這樣做背後的“理論基礎”,則是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在這之後,儘管隨着文革局勢的演進,老紅衛兵們失勢了,聯動也走向了失敗,但他們依然不甘心於失去自身的特權,反而對那些“顏色”和他們不同,或者不像他們那麼“紅”的同齡人們喊打喊殺,用極其難聽的侮辱性語言予以辱罵,並圖窮匕見地說出了“20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幹部子弟要掌權”這樣的話。他們還說出了和今天那句著名的“習語”一樣的話“別看你今天鬧得歡”,表示對平民子弟們要報“血仇”,盡顯粗俗和暴虐。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他們所說的“幹部子弟要掌權”,如今果然實現了。那些紅色貴族們,今天果然正掌握着這封信裏所說的“天下”,攫取了海量的財富和資源。

除此以外,這封信裏還把平民子弟們的腦袋說成是“驢頭”,還給這些年輕的平民子弟貼上用於描述動物的名稱“崽子”,把人比作了動物。這種將人在言語上非人化的行爲,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常常能見到的。

三、非人化:一條通往大規模屠殺和迫害的道路

在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中,胡圖族極端組織民兵就把淪爲被屠殺對象的圖西族人說成是“蟑螂”。無獨有偶,在2019年鎮壓反送中期間,香港警察和親中“藍絲”人士們,也會將香港抗爭者說成是“蟑螂”(粵語“曱甴”)。而對於人的大規模非人化描述一旦出現,相伴隨的往往就是對人的大規模殘殺和迫害。無論是文革初的北京,還是1994年的盧旺達,抑或是2019年的香港,情況都是如此。

實際上,在文革當中,將不同“顏色”的人非人化,是一個相當常見的現象。在“恐怖的紅八月”當中,有過一首臭名昭著的歌曲,名爲“嚎歌”。這首歌的歌詞這樣說: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敵人

我有罪,我該死,我該死

人民把我砸爛砸碎

砸爛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

要向人民低頭認罪

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

不老實交待死路一條,死路一條

這首歌又被叫做“牛鬼蛇神號喪歌”,但是《嚎歌》這個名字也流傳得十分廣泛。所謂的“嚎”,就是口字旁的那個“嚎”,“嚎叫”的“嚎”。把人發出的聲音,用動物“嚎叫”的“嚎”字來形容,可以說是將侮辱人、把人非人化推到了一個令人髮指的地步。被迫唱這首歌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的人,不少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都被批鬥他們的人強迫唱過這首歌,而且在唱這首自我侮辱的歌的前後還會遭到種種酷烈的肉體折磨。通過把被迫害者發出的自我侮辱的聲音定義成“嚎叫”,施暴者在迫害人的時候也就不會有什麼對人的憐憫了,正如同香港警察在將抗爭者說成是“黃色物件”時那樣。令人相當不安的是,在新冠疫情當中,不少陽性感染者被人用動物“羊”這個字進行了指代,也就是把人說成是羊。而中國當局的“大白”們施加在許多所謂的“羊”身上的暴行,也足可以用令人髮指來形容。

在毛澤東的文革中,許多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不但殺害了大量被非人化的“黑五類”,許許多多其他不同顏色的人們也都不能倖免於難。1967年湖南的大屠殺中,就有過這樣的典型案例。我們在這裏先來聽一段材料:

“江永縣文革殺人事件開始於1967年8月17日。該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硯大隊下放知青王××在江永縣城被殺。同日晚,江永縣銅山嶺農場躍進大隊召開全場職工大會,槍斃兩名老‘地主’和兩名‘地主狗崽子’,並吊死一名喪失階級立場嫁給‘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婦女。農場數百名職工和近百名知識青年被通知到隊部禾堂看處決,‘經受階級鬥爭的洗禮’。”(見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卷八)

在這段材料所描述的血案中,被殺害的人不僅僅包括被稱爲“地主狗崽子”的“黑五類”子女,甚至嫁給地主子女的非“黑五類”女性也要被殺,原因是她嫁給了所謂的“地主狗崽子”、“喪失階級立場”。這種將人說成是“狗崽子”加以殺害,將與被稱爲“狗崽子”的人結婚的人一併殺害的行爲,可以說是立下了一種邪惡殘酷的“禁忌”——不但被非人化的、有不同“顏色”的人要被殺掉,就連和這些人通婚也是一種死罪。

事實上,在毛澤東的文革當中,將不同“顏色”的人非人化後加以殘酷折磨和殺害的案例實在是車載斗量,根本就是難以窮舉,因爲這樣的事情在那時實在是太過於普遍了。進行非人的殘害人、殺戮人行爲的人,將自己看成了“人”,又在進行這類殘酷行爲時把那些被殘害的人進行非人化。這實在是既殘酷,又荒誕。而這種荒誕,絕不是那種使人發笑的荒誕,而是使人憤怒、使人難過、使人無言的荒誕。

不過,正如我在之前所說過的那樣,在我看來,實際上文革不僅只有一個“毛澤東的文革”,而是有“三個文革”。第一個文革,是毛澤東及毛派與幹部集團的鬥爭,可以簡稱爲“毛澤東的文革”。第二個文革,是社會上毛派人士與“五毛”人士的廝殺。第三個文革,則是民衆借中共內訌的機會展開的抗暴行動。儘管這三個文革互相交織,但在本質上又是截然不同的。那麼,除了“毛澤東的文革”以外,在另外兩個文革的層面上,對於上述的種種暴行又有什麼樣的立場呢?我們知道,毛派人士當然對所謂的“黑五類”沒有什麼同情,因此第二個文革實際上可以講的並不那麼多。但是,在民衆抗暴色彩強烈的那“第三個文革”當中,民衆們真的就是束手待斃的羔羊嗎?人們是否進行了種種反抗?事實上,任何時代的民衆在面對這種將人按照“顏色”進行劃分、對相應“顏色”的人進行非人化的迫害和殘殺的行爲時,都不可能束手待斃。無論是文革中面對大屠殺的民衆,還是在疫情封城時面對“大白”暴行的民衆,都有不少人爲了保護自己和家人朋友選擇了反抗。在下一講當中,我們就要更爲詳細地談到這個問題。

感謝大家。這周就到這裏,我們下週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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