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四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四) 文革到底有幾年?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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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九大會場。
(來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一、“十年文革”是類似“一加一等於二”的常識嗎?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會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談一談文革有幾年的問題。

今天的我們只要一提到“文革”這兩個字,腦子裏大概就會很快條件反射般地產生出一個詞組:“十年文革”。是呀,在中國的歷史課本上,文革都被說成是進行了十年,也就是從1966年到1976年。此外,“十年動亂”、“十年浩劫”這樣的說法,也是除了毛派人士以外被各種人掛在嘴邊的話。在人們的印象中,文革有十年,彷彿是一個如同“一加一等於二”一樣不言自明的事實,不需要再做過多討論了。

各位聽衆且慢。實際上,正如我們在之前講過的,其實文革到底有幾年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還在被人們爭論不休,並沒有一個定論。在文革到底有幾年這個問題上,有兩年、三年、十年、十一年這樣幾種說法。

但凡提到文革,人們的第一印象會是什麼呢?

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想到與文革有關的各種事物。這些事物,包括街道上成千上萬高喊“毛主席萬歲”、砸毀古蹟的所謂“革命羣衆”,包括無數的“革命羣衆”打着紅旗展開的“批鬥會”,也包括同樣喊着“毛主席萬歲”的兩批人拿着冷熱兵器互相攻擊的所謂“文革武鬥”。這些激烈的畫面,構成了今天的我們對文革的重要印象

然而,如果看一看真實的歷史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上述的這些激烈的“大場面”,並不是在所謂的“十年文革”期間一直都很容易見到的。它們真正隨時可見的時間,其實只是1966—1968年期間。在1968年之前,文革的“羣衆運動”進行得可謂是如火如荼。但在這之後,社會上卻普遍變得相對平靜了。

二、“兩年文革論”和“三年文革論”的由來

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關鍵的歷史節點,便在1968年7月清華大學紅衛兵被鎮壓,以及其後1968年8月工宣隊、軍宣隊全面進駐各高校的時刻,也就是我們上一講所講的那個時刻。對於毛澤東來說,那個時刻是他在文革中的態度發生大轉折的時刻。在這之前,毛澤東在1966年5月發動了文革,並導致了大規模羣衆運動在社會中的出現,以及各種“羣衆組織”的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社會遭到了激烈的衝擊,中共的幹部系統也遭到被稱爲“造反派”的團體的猛攻。紅衛兵毀滅古蹟的“破四舊”,大量知識分子及普通人民遇害的“紅八月”,許許多多中共高幹遭到批鬥的大型批鬥會,各派羣衆組織互相大打出手、甚至出動坦克、炮艇、飛機的“武鬥”,都是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徵。在這一時期,儘管毛澤東也有所反覆,但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讓整個社會走向混亂狀態,從而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不過,在於1968年7月派出工宣隊鎮壓了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並親口向清華造反派的頭頭蒯大富說出“黑手就是我”之後,毛澤東的整體政治取向有了明顯的轉變。如果說,在此之前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是一個“亂”字,那麼在此之後他的指導思想可以說是一個“穩”字,或者至多是“穩中有亂”。在這之後,一直到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亡的時候,或者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的時候,乃至到1978年12月華國鋒失去權力的時候,儘管整個社會中依然充滿各種帶有毛式文革元素的政治運動,但總體而言社會上的氣氛卻比1966年5月到1968年7月之間“穩定”了不少,共產黨自上而下的、“有秩序”的統治成爲了這一時期的主流。當然要注意的是,所謂的“穩定”絕不意味着這一時期不夠血腥。在這一時期,各種各樣的政治迫害不但層出不窮,受害者的人數甚至還要超過那“亂哄哄”的兩年,因爲共產黨自上而下的鎮壓體制在這一相對“穩定”的時期更爲高效地運轉了起來。(參見魏昂德:《1966—1971年中國國內的反抗與鎮壓》)

誠然,1968年7月或8月之前的兩年多和這一時間節點之後的多年之間,也並不能說是完全涇渭分明、完全不同的。有的帶有“穩定”色彩、自上而下進行的政治鎮壓行爲,在1968年7月或8月之前就已經大規模開始,並跨過了這一時間節點持續進行。有的帶有“亂”的特點的羣衆運動,在1968年7月之後依然不時出現。但無論如何,1968年7月的確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節點。爲了表彰給自己創造出這個節點的北京工宣隊,毛澤東甚至在1968年8月向他們御賜了我們之前所講到的“聖物”芒果,並掀起了一種瘋狂詭異的“芒果邪教”。

基於1968年7月—8月以前和以後社會、政治情況的巨大差異,“兩年文革論”就由此出現了。有學者曾經撰寫文章開宗明義地表示,“六八年八月工宣隊、軍宣隊派駐進學校,羣衆運動嘎然而止,以本文觀點,這是文革運動的終點。”(蕭喜東:《“兩個文革”,或一個文革?》,愛思想網,2001年8月22日)

與“兩年文革論”相似的觀點,則是相對而言有更多人主張的“三年文革論”。“三年文革論”的理論事實上與“兩年文革論”大同小異,區別只在於認爲文革是在什麼時候結束的。“兩年文革論”認爲,文革的結束時間是在1968年7月—8月。“三年文革論”則認爲,文革的結束時間是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在中共黨史上,九大是一次相當特殊的會議。在這次會議當中,與會代表們山呼海嘯般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場景,成爲了那個人間奇景,直到今天依然能夠被我們通過影像資料看到。在這場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登峯造極的會議中,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句話被寫進了中共的黨章。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會議上,林彪在宣讀政治報告時說道:“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

林彪的這份政治報告,是毛澤東的筆桿子張春橋和姚文元起草的。因此,這份報告事實上代表的是毛澤東的看法。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是在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樣的一種提法頗爲值得人們玩味,因爲如果說一場革命已經取得了所謂的“偉大勝利”,那麼從道理上來講這次革命就應該已經是結束了。然而,中共九大實際上並沒有正式地宣佈文革的終結。這樣一來,就爲將文革定義成幾年的問題,以及將中共九大定義爲文革的終結留下了靈活的解釋空間。從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角度來說,九大確實是一個節點。這次會議,正式宣告了以林彪爲毛澤東接班人的全新權力格局。在這之後的兩年多時間裏,1966—1968年之間那種大規模的羣衆運動實際上已經處於基本停滯的狀態,毛澤東和林彪的高層政治鬥爭成爲了政治史的主要線索。著名的“兩個文革論”的倡導者劉國凱就曾撰文指出,在九大以後,文化大革命作爲一個政治運動的諸項特點,例如運動中存在着矛頭向上的羣衆造反、中共地方各級黨組織的癱瘓或半癱瘓、大量羣衆組織的創立等等都基本消失了。而劉國凱本人,也是“三年文革論”的知名提倡者。(劉國凱:《三年文革與兩個線索》,獨立中文筆會)

事實上,在一些學者的著述中,將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看作文革的終結,或者至少是某種形式的終結成了一種相當自然的事情。例如,知名學者徐中約在他的名著《中國近代史》當中,設有專寫文革的第二十八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章的內容,止步於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在寫完中共九大之後,這一章就進入了名爲《文化大革命回顧》的總結部分。而在總結部分中,徐中約又表示“文化大革命導致了十年的動盪和內部爭鬥”。可以說,徐中約在“三年文革論”和“十年文革論”當中並沒有做出明確選擇,但他在《中國近代史》這本書的章節劃分上明顯受到了“三年文革論”的影響。(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此外,另一位學者費正清的名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儘管沒有完全採取“三年文革論”,但卻將1966—1969年之間的史事單獨寫成了題爲《文化大革命:混亂中的中國,1966—1969年》的一篇。在費正清的這種章節設置中,也可以看到“三年文革論”的影子。

對比起來看的話,“兩年文革論”與“三年文革論”雖然大同小異,然而仍然有不一樣的地方。“兩年文革論”以1968年7—8月毛澤東派出工宣隊鎮壓造反派紅衛兵爲歷史節點,認爲這是文革的終結。“三年文革論”以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爲歷史節點,認爲這次正式宣告以林彪爲毛澤東接班人的全新權力格局的會議是文革的終結。可以說,前者的歷史分期方法以社會運動特徵的轉換爲準,後者的歷史分期法則是以中共高層政治格局特徵的變動爲準。但是,也不能認爲前者就不重視中共的高層政治鬥爭,後者就不重視社會運動。如果要深入談論這個問題,就會涉及到文革到底有幾個這樣一個更爲複雜的問題。因此在這一講,我們就暫時不在這裏引申下去了。

三、“十一年文革論”:華國鋒政治權力的產物

中共十一大會場。(來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共十一大會場。(來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從上面所講的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十年文革論”並非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真理”。“兩年文革論”和“三年文革論”的歷史分期法,都有它們自身的道理。那麼,“十年文革論”又是怎來的呢?毛澤東本人作爲文革的發動者,並沒有在1968年或1969年的時候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事實上,直到1976年9月毛澤東死的時候,他也沒有做出這樣的宣佈,繼承了他的政治路線的“四人幫”直到1976年10月被捕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做。隨着“四人幫”的被捕,毛派在中共的高層政治鬥爭當中宣告垮臺,他們就再也沒有機會正式宣佈文革的終結了。因此,“十年文革論”實際上並不是由文革的發動者和毛式文革政治路線的實踐者提出來的,而是由毛式文革政治路線的反對者提出來的。

更有意思的是,第一個正式宣告文革結束的人,實際上是在“四人幫”被捕之後,曾短暫地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以毛澤東的接班人自居的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於1977年8月閉幕之後發佈的新聞公報中,有這樣的一段話:“華主席說,現在,“四人幫”打倒了,我們可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實現安定團結,達到天下大治了。這樣,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爲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但這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

可以看到,這段話明明白白地把文革說成了一場“歷時十一年”的政治運動。然而,如果細究這句話,又會發現其中有蹊蹺的地方:抓捕四人幫的懷仁堂政變,發生在1976年10月。但是,中共十一大的新聞公報卻一邊說文革歷時十一年,一邊又以粉碎四人幫爲文革結束的標誌。這麼一看,這裏就出現了自相矛盾,因爲如果以粉碎四人幫的時間節點爲文革結束的標誌的話,那麼文革明明是從1966—1976年之間的十年,而不是1966—1977年之間的十一年。

其實,這個情況雖然看上去很奇怪,但也不難理解。在當時,被稱爲“英明領袖華主席”的華國鋒以毛澤東的正統繼承人自居,並把四人幫說成是背叛毛式政治路線的人。那麼,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革,自然只能通過毛澤東正統繼承人的在黨代會上正式宣佈來宣告終結。因此,把文革的長度說成十一年,而不是十年,實際上可以說是華國鋒集團爲了塑造自身所謂“合法性”的產物。只要“英明領袖華主席”還沒有失去權力,那麼文革的長度就會被說成是十一年。新聞公報中那句“華主席說”,已經表明了“十一年文革論”的來源。

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華國鋒並沒有在“英明領袖”的“寶座”上坐太久。很快,華國鋒就失去了權力。而隨着權力擁有者的轉換,文革歷史的長度就“變了”。在這一過程中,“十年文革論”最終成爲了一種好像常識一般的東西,進入了人們的大腦。在下一講中,我們就將談一談“十年文革論”是怎樣變成一種中國官方的正式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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