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第四十七讲 窃听风云（中）

一、杨尚昆和戚本禹谁说的是真的？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与杨尚昆的恩怨问题，讲述了两人之间在文革前发生的关于窃听器的冲突。对于两人之间的这种冲突，毛派骨干戚本禹和杨尚昆自己又有非常不同的两种说法。根据戚本禹的说法，窃听器事件的引爆发生在1964年，当时杨尚昆被发现通过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在毛泽东位于中南海的住所菊香书屋的卧室和洗手间安装了窃听器。这些窃听器只有米粒大小，被藏在肥皂盒里，而且在被找到之后由毛泽东、江青和“大内总管”汪东兴保留。杨尚昆本人的回忆录中，则根本没有提到戚本禹说的这些事情，而是说尽管中共中央在1956年之后对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有了录音的做法，且这种录音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但毛泽东还是在1959年生气地表示谁录音就开除谁的中共党籍，在1961年时又追查起了对他和外宾见面时进行录音的事。

这两种说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甚至谈到的不是相同的事情。如果戚本禹的说法属实，那么针对毛泽东的这种录音确实是窃听行为，而且窃听的触角深入了毛泽东的生活区域。除此之外，进行窃听行为的不仅只有杨尚昆，背后还有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影子。总的来说，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真可谓是中共内斗当中的一起围绕毛泽东的巨大阴谋事件了。

而如果杨尚昆的说法是真的话，那么针对毛泽东本人讲话的录音就完全是中共中央的公事公办，而且这种行为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本人则在首肯之后又愤怒地表示谁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而且还要追查他自己同意过的录音行为，可以说是喜怒无常、无事生非。

那么，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曾经就戚本禹关于窃听器事件的说法，写过考证文章。在这里，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以下内容，参考了余汝信：《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三）—关于杨尚昆“秘密安放窃听器”问题 》，载于《记忆》总第171期）

二、抽丝剥茧地看一看各方说法

在他的文章当中，余汝信首先引用了文革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对杨尚昆的定性。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文件《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提到的杨尚昆的主要错误包括：

“（1）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可以看到，在给杨尚昆安上的这些罪状当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他在1964年因为窃听毛泽东而东窗事发的情况，只是笼统地说“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并表示他“私录”毛泽东和常委的讲话，盗窃了中共的机密。

余汝信还引用了另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196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造反组织“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公布的信息，里面说道：
    “大特务杨尚昆在他的后台老板刘、邓及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的支持包庇下，为了达到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卑鄙目的，长期以来，背着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设窃听器，窃听偷听偷录毛主席的讲话，盗窃党的核心机密，为四大家族反革命政变集团提供情报，进行反革命阴谋政变的罪恶活动。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发现后，严厉指出这是一种贝利亚特务活动，并且指示追查是谁搞的，查出来要开除党籍！但是，杨尚昆狗胆包天，对毛主席的指示，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进行窃听活动，由过去使用的有线窃听器，改为无线窃听器，继续在六○、六一年大肆偷录毛主席的谈话，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这个政治阴谋，不仅和国内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相联系，而且和国际上的反革命政治背景相联系。一九六一年四月，毛主席第三次发现有人搞窃听，责令邓小平彻底追查。邓竟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让杨尚昆主持这件事。这样，他们贼喊捉贼，玩弄一系列的阴谋手段，和他的死党采取‘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反革命手法，向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欺骗主席和中央。当中央决定将过去所有窃听偷录的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录音胶带销毁时，他又抗拒中央指示，背着中央把讲话录音连夜组织人抄下来，继续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

这一段材料，可以说反映了在文革爆发之后激进毛派对杨尚昆的详细指控，其中谈到了1959年毛泽东因为自己被“窃听”而大怒，要求追查并表示“查出来要开除党籍”的事。此外，这一份材料也提到了1961年毛泽东要求追查窃听的事情，并表示毛泽东让邓小平追查这件事，邓小平则让杨尚昆进行追查，采取了“贼喊捉贼”的手段。总的来看，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和杨尚昆的回忆录都能对得上，但和戚本禹的说法则是对不上的。不过，它也谈到了杨尚昆的回忆录所没有讲的东西，表示邓小平和杨尚昆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而且杨尚昆还背着中共中央把录音抄了下来。

余汝信的文章还引用了第三份材料，是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出现的一段注释。这段注释所注的文字，是杨尚昆在1961年4月29日这天日记中的一条内容。这条日记的原文是：

“3时到5时，约叶、康、王（原注：叶，指叶子龙；康，指康一民；王，指王敬先。）、高智、罗光禄、龚子荣等同志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

注释的内容则是这样说的：

“指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对毛泽东外出视察的谈话进行录音的情况。为了准确、完整地保存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曾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和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195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杭州会议上，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并批评了搞录音的做法。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不准搞录音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利用‘录音问题’，罗织罪名，对杨尚昆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株连了大批干部。”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这段注释所谈到的内容实际上没有超出杨尚昆的回忆录范围，并没有涉及戚本禹回忆录中所谓1964年窃听器事件东窗事发的情况。然而，如果仔细研究这段注释的话，却会发现有两个熟悉的名字在其中赫然出现，也就是康一民和吴振英。这段文字提到，毛泽东在下令对录音事件进行追查之后，“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而在戚本禹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康一民和吴振英，指出这两个人分别是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并表示杨尚昆在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活动，是通过这两个人进行的。也就是说，尽管戚本禹所说的1964年被发现的、在毛泽东的卧室和洗手间装窃听器的情况，并不见于这段注释。但戚本禹所提到的牵涉其中的人物，又和这段注释是吻合的。

余汝信的文章还引述了一段一些没有点出姓名的、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老人对录音事件的说法。这些老人与杨尚昆的回忆录的说法一致，都表示毛泽东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批评了录音问题。在谈到1961年那一次的情况时，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

“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邓小平）打电话，让他查。”

而汪东兴调查的结果则是：“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可以看到，根据这些老人的说法，康一民和吴振英两人确实是牵涉进了这起事件的，这一点可以和戚本禹的回忆录相互印证。

三、录音或窃听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罗列了这么多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除了戚本禹的回忆录之外，实际上并没有其它材料提及1964年杨尚昆窃听毛泽东的生活区被发现这件事，绝大多数材料谈到的都是毛泽东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反对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康一民和吴振英这两个人，也就是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机要秘书确实牵扯到了录音事件当中，这一点可以由包括戚本禹在内的多方说法交叉验证。毛泽东在1959年和1961年反对录音的事情肯定是确有其事的，戚本禹所说的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事件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实际上还要被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这属于孤证。

但是，无论戚本禹所说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是能够被各方的材料所确定的，那就是包括杨尚昆和刘少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在内的人们，确实曾经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过录音，而对于这种录音活动，毛泽东本人是很不喜欢的。不过，毛泽东本人也确实曾经同意过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但后来又出尔反尔，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发作，要求进行追查。

讲到这里，相信各位都会有问题要问了：既然毛泽东并不喜欢他自己的讲话被人录音，为什么之前又要同意呢？他的两次发作，是真的很生气，还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必须要表现得很生气？而且更加值得追问的是，事情就果真只有这么简单了吗？杨尚昆以及在这件事背后隐隐可见到身影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真的就没有对毛泽东进行过其它录音或者说“窃听”活动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推理，而这也就是我们下一讲将要涉及的内容了。

感谢大家，这周先到这里。我们下周再来一起破案。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