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三講　天下開始大亂（三）

一羣上海的碼頭工人在批孔運動時，參加政治教育活動。

一、紅衛兵挖掘孔氏墓地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中，我們談到，在北師大造反派紅衛兵負責人譚厚蘭的帶領下，北京的紅衛兵們衝到曲阜，與當地的紅衛兵們結合起來成立了“討孔聯絡站”，並在1966年11月15日和28—29日兩次召開大會，表達了與孔子這個兩千多年前的歷史人物誓不兩立的態度。紅衛兵們把有兩百多年曆史的孔子像從當地孔廟大成殿裏拖出來，放到解放牌大卡車上游街示衆，一批曾參加過“孔子學術討論會”的官員、學者則被一同遊街，被打成了孔子的“孝子賢孫”，陪着孔子挨鬥。接下來，一場極爲瘋狂，席捲了孔廟、孔府、孔林的毛式“革命行動”正式開始了。

這場所謂“革命行動”的發生日期，是1966年11月29日，當天的曲阜天氣陰冷，似乎在呼應着這一場劫難。根據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劉亞偉的回憶，當時紅衛兵們大舉出動，對孔氏家族的墓地展開了掘墓活動。文革史研究者劉炎迅的文章中，引用了劉亞偉對當時情形的回憶：

“劉亞偉記得，那天喫完早飯，聽說譚厚蘭要帶領北京來的紅衛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幫孩子跑到孔林看熱鬧。他們趕到時，孔子墓周圍已經擠滿了人，擠不進去的便爬到樹上和圍牆上，負責維持秩序的紅衛兵手挽手拉起了人牆。濟寧地區和曲阜縣的幾位領導跟在譚厚蘭後面，再往後，是一大串帶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塊高大的墓碑上塗滿了口號，紅衛兵們把一根粗繩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員分成兩隊，一隊拽住一邊的繩子，等待着號令。

“高音喇叭響起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爲兩截。

“從北京趕來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跑前跑後，記錄下這一破四舊的壯舉。

“革命小將爲了更快地掘開墓穴，還動用了雷管和炸藥。劉亞偉親眼看到了孔子的墳被炸開，墳冢上的黃土到處都是，劉亞偉站在那裏，身上落滿‘細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紅衛兵們正在往樹上繫繩子，然後將屍體吊起來，呼哧呼哧，這並不是件輕鬆的活兒。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屍體: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貽及其妻妾。屍體剛出土時保存還很完整，但很快被紅衛兵和農民的鐵鉤戳破，‘屍體便像撒了氣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癟下去’。”

（見劉炎迅：《搗毀中華文化命脈：孔子墓蒙難記》）

這裏提到的孔祥珂和孔令貽，分別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世和第七十六世嫡孫，他們是已經過世多年的晚清、民國時代的人物，這下也不再能入土爲安了。在被挖出來之後的幾天，這對父子和他們妻妾的遺體被曝屍示衆，任由人們圍觀。

 

二、與掘墓相伴隨的大規模劫掠

值得注意的是，紅衛兵的這個挖墳行動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根據劉炎迅的另一篇文章所述，在曲阜當地，大量趁火打劫的人也紛紛出動，趁機“大撈一票”。當時的情形是：

“當年，紅衛兵挖墓後，這裏的村民就開始瘋搶墓裏的陪葬品，緊挨孔林的林前村，當年流傳着‘一夜挖出個拖拉機’的說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墳致富了。

“最爲誇張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護孔林的村幹部，後來帶頭領着人去挖。

“紅衛兵們這時曾想阻止挖墳的擴大化，但已經無力控制，村民們眼裏只有金銀，誰來阻擋，就是一頓暴打。

“當時從大小孔家子孫的墓裏挖出來的金銀珠玉不計其數，銀行來收金銀，96元一兩，前後收了30多萬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爲不收購，所以立即被村民視爲廢品，被孩子們拿去，繫上繩子，在路上甩着玩耍。”

（劉炎迅：《孔子墓蒙難記：紅衛兵小將搗毀中華文化命脈》，中國新聞網，2010年3月18日）

這次挖墳行動的總體情況，實際上比上述記錄所顯示得還要大上很多。根據文革史研究者張順清的記述，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挖誰的墳墓？流傳的說法是挖前三代和後三代。實際上，挖的是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貽後兩代的墳墓，並拉倒砸毀了大批石碑、華表等物。

“因年代久遠，在前三代的墓中，雖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見骸骨，也沒出土任何文物之類的東西。在後兩代衍聖公墓穴和棺槨中，挖出了不少東西。“討孔聯絡站”主辦的《討孔戰報》1966年11月30日登載：從孔令貽的墳墓中，取出黃金630克、碎銀250克，銀圓寶1000克，瑪瑙玉器等84件。”

“孔令貽墓中出土的金銀財寶，對親眼見過的或雖沒見到但聽說過的某些人來說，成爲一種很大的誘惑，激發了他們試圖大發橫財的慾望和行動。過去沒有想或不敢想的，現在敢想了；過去沒想幹或不敢幹的現在敢幹了。‘向孔林進軍’、‘一夜扒架拖拉機’，是孔林周圍一些公社生產大隊的行動口號和追求目標。還有的學校和單位，到孔林去建了農場，搞生產。

“就這樣，一場後續的大破壞再次降臨孔林了。

“曲阜市的統計資料指出：在佔地3000畝的孔林裏，10萬餘座墳墓，被挖了2000餘座；42000多株樹木，伐了萬餘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塊。

“實際上，扒墳之事並不限於孔林。曲阜境內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東西顏林等，都遭到嚴重破壞。”

由此可見，此次挖墳行動，實際上是一次超大規模的破壞和劫掠。進行劫掠的絕不只是許多想趁機“撈一票”的個人，它的背後有不少公社和生產隊，是一種集體行動。

 

三、駭人的曲阜被毀文物清單

除了大規模毀壞和劫掠墳墓之外，這場毛式“革命行動”也對其它種類的文物展開了大規模破壞。當時，“紅衛兵們高呼着口號：‘徹底搗毀孔家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把從孔府、孔廟拉來的孔子塑像、‘至聖先師’巨匾、古代字畫書籍、對聯牌匾等‘反動’文物投進熊熊大火，火舌吞噬，發出噼噼啪啪的爆裂聲，一片片黑色的紙灰和一縷縷黑色的灰塵，被西北風託浮着上旋，衝上高空，飄向四外荒涼的原野。”

（參見《1966:譚厚蘭火燒孔家店》，微信公衆號“近現代史研究通訊”，2020年11月24日）

這場大破壞行動從1966年11月9日一直持續到了12月7日，進行了幾乎一個月。在此，有必要列出這場大規模破壞所造成的文物損失清單，以提醒各位聽衆，這是一場何等巨大的破壞行爲。僅僅根據初步調查，被毀壞的文物就包括：

“燒掉各種古書籍二千七百餘冊，各種字畫九百二十九件，照片七百五十六張（本），燒掉、撕毀丟失和處理各種服裝二千一百餘件，燒掉和丟失碑帖五十二件，各種古瓷器砸壞三百八十四件，景泰藍丟失十一件，木雕刻砸爛、丟失三十八件，玉翠丟失十五件，歷代石碑拉倒砸毀兩千多通（其中孔廟、孔府、周公廟一百四十七通），漢畫像石刻砸毀八塊，譜牒資料賣掉三萬二千二百三十二本，計重一萬零七百七十八點五斤，檔案丟失二十八卷，各種銅器賣掉及砸毀一百四十九件，銅佛賣掉三百二十個，錫佛九個，佛樓燭臺一千一百四十二斤，歷代各種青銅錢賣掉一千三百七十九斤，紅銅幣二百五十四斤，木器傢俱砸爛和丟失七百三十四件，古筆墨硯臺丟失二十九件，印章丟失一百二十三件，鑾架儀仗毀掉一百餘件，車輦轎毀掉五件，神龕毀掉七十六座，供案桌七十九張，各種匾額毀掉六十九塊（其中大型雕刻匾二十三塊），木對聯毀掉十八副……”

（見曲阜市文管會：《關於“討孔聯絡站”破壞文物情況的彙報》，1973年）

事實上，這份詳細的統計清單還有很長，我讀到的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限於時間和篇幅關係，我不可能將這份清單完整地讀出來。這些巨大的數字，如同一個個巨大的感嘆號一樣，提醒着人們這場大破壞的規模之巨、之恐怖。我們更要注意的是，上述的這些文物，僅僅只是文革中被毀壞的文物的極小一部分。

值得追問的是，這些紅衛兵如此瘋狂地破壞孔府、孔廟、孔林，真的僅僅是因爲他們全都瘋了嗎？如我們在此前曾經多次講過的那樣，文革當中人們的瘋狂行爲，固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自當時中共極端的意識形態宣傳，但這絕不是唯一原因。事實上，在文革當中，許多看似瘋狂的行爲背後，都有它的一套內在政治邏輯。從表面上看，在曲阜大搞破壞的領頭人物是譚厚蘭。然而，僅僅是一個譚厚蘭，實際上是無法擅自進行這種規模的行動的。在譚厚蘭的背後，還有一股更大的、更高層的、熱衷於推動天下大亂的勢力在進行着策動和指揮，這股勢力就是中共高層當中的毛派。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中共毛派中究竟是誰在推動、授意譚厚蘭這樣做，今天的記錄中卻有不止一種說法。這種情況的背後，實際上所反映的是文革史在各種各樣的敘事的疊加之下，所帶有的迷霧重重的特點。在下一講當中，我們就會再進行一番推理，看一看究竟是誰，隱藏在這場大破壞的黑幕之後。

感謝大家，由於時間關係，這個星期就講到這裏。我們下週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