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九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十) 文革絕不等於“羣衆打幹部”(上)

202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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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九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十) 文革絕不等於“羣衆打幹部”(上) 1966年9月,天安門廣場上的北京大學紅衛兵代表。
(維基百科)

一、按時期和階段看文革施暴者是誰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這一期節目,我們會繼續談一談,文革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

在之前的九講裏面,我談到了不少問題,包括關於文革到底有幾年、文革到底有幾次這些爭議。之所以會談到這些問題,是因爲這關乎對於文革的基本定義。如果連文革到底有幾年、到底搞了幾次都不清楚的話,那麼我們就連文革本身的時間跨度都搞不清楚,進一步地深談文革也就無從進行下去了。

正像我之前所說過的,由於親手發動文革的毛澤東本人並沒有正式宣佈過文革結束,因此文革到底有幾年,乃至到底有幾次,都成了擁有很大解釋空間的問題。而無論認爲文革有兩年、三年、十年還是十一年,或者認爲文革有一次還是兩次,實際上都不能說是絕對的“真理”。這些答案當中,像“十年文革論”、“十一年文革論”這樣的說法,甚至是起源自一些人的政治目的。而“十年文革論”的炮製者中共老幹部,由於在華國鋒失去權力後長期掌握着權力,這一說法最後就被作爲“定論”放進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成爲了一種好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的“常識”。我們在認識文革歷史時,一定要首先擺脫這樣一種“定論”式的思維,而是要仔細辨別每一種說法出現的原因,和製造這種說法的人的動機。儘管我個人認同“兩年文革論”的觀點,並認爲文革實際上有1966—1968年及1974—1976年的兩次,但正如我所說,這絕不是什麼定論,而僅僅是一種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歷史的模型而已,大家當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觀點。

在之前的兩期裏,我也對大家談到了我對文革歷史的劃分。我把19661976年之間的歷史,也就是所謂“十年文革”期間的歷史分成了三個時期,也就是1966—1968年的“兩年文革”、1968—1974年的“間歇期”,以及1974—1976年的“第二次文革”。這三個不同時期各自細分,又能分別分出六個、兩個和三個階段。在這一期節目裏,我們就會分析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中大規模殺人、大規模迫害人的主體都是些什麼人。

 

二、“兩年文革”各階段的施暴主體都是誰?

兩年文革的第一階段,是196658月。在這一階段,進行大規模政治迫害的,是在毛澤東的允許下,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向各大專院校和中學派出的工作組。工作組試圖展開一場二次反右,將迫害的矛頭對準了大量師生,其中也包括一些響應毛的號召“造反”,試圖對抗工作組的激進學生。在這一時期,部分院校中的造反派也對一些校領導、教職人員進行了過激的迫害行爲,但在迫害人的規模上無法與工作組相提並論。僅僅在北京二十四所高等院校中,就有10221人被工作組定性成“右派”、2591人被工作組定性成“反革命”。而劉少奇更曾表示,要再打“幾十萬右派”。(相關數據,見宋永毅:《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可以說,這一階段的主要施暴者,是經毛澤東允許,由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

兩年文革的第二階段,是19668月—年底。這一階段當中進行暴力行爲的人,既有由官二代、紅五類主導,以毛時代的政治賤民“黑五類”爲主要攻擊目標的老紅衛兵,也有以老幹部爲主要攻擊目標、平民色彩更濃的造反派紅衛兵。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大屠殺行爲,則是由老紅衛兵們在8—9月間進行的“恐怖的紅八月”。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血統論”思想的老紅衛兵,在北京和各座城市肆意屠殺民衆,並得到了居委會、警察的配合與引導。僅僅根據中國當局公佈的數字,在196685日到923日之間,北京就有1772人被殺害,更有至少33695戶市民被抄家、85196人被驅趕出城。(參見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而實際的數字,只會比這更多。大屠殺的風潮也在這一時期蔓延到了農村。在8月底至9月初,北京郊外的昌平縣、大興縣公安系統在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後,在公社幹部的主導下對農村的黑五類進行了駭人聽聞的滅絕性屠殺,兩縣在幾天之內分別屠殺了327人和324人。被殺的人,上至八十歲的老者,下到幾十天的嬰兒。(參見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遇羅文:《文革時期北京大興縣大屠殺調查》)可見,這一階段的主要施暴者,是由官二代、紅五類主導的老紅衛兵,以及中國當局的警察、幹部。

“兩年文革”的第三階段,是1966年底到19674月。這一階段,經歷了造反派發動“一月風暴”在上海奪權,並在多地衝垮黨政機關的情況,以及軍方大規模槍殺、逮捕造反派的“二月逆流”。以“一月風暴”爲標誌的造反派奪權行動,伴隨着不少暴力行爲,但在殺人和迫害人的規模上來說,卻不如軍隊進行的屠殺和大逮捕。“二月逆流”當中,有多起軍隊大規模殺人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青海西寧的“二二三”大屠殺。在1967223日,僅僅在十幾分鍾內,青海省軍區的軍隊就在西寧製造了打死169人、打傷178人的慘案。此外,在軍隊的壓力下,各地的造反派被大批關入監獄。在四川和湖南,被捕的人數分別超過了8萬人和10萬人。可以說,這一階段的主要施暴者,是中共的軍隊。

“兩年文革”的第四和第五個階段,跨越了196748月。其中,4—7月這一階段的暴力,表現爲保造兩方“羣衆組織”的對立和武鬥。7—8月則是一個造反派展開激烈進攻的階段,保造的武鬥則變得愈演愈烈。這一階段的主要施暴者,可以說是雙方。不過,現有的不少研究表明,官辦色彩濃厚的保派在挑起武鬥的積極性和暴力程度方面,往往比造反派要更強。例如,在武漢,受到軍區支持的保派組織在4月底到6月底之間挑起了大量武鬥事件,造成了至少上千人的傷亡。(參見馬若德、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而在7月之後造反派的報復行動中,則有至少400多人死傷。(參見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楊繼繩認爲400多人死傷的估計數是縮小的,中國官方對造反派報復行動造成的死傷人數統計則是誇大的。)這一時期最爲著名的暴行,還包括湖南道縣大屠殺。在湖南道縣及周邊區域,當地的幹部和保派從8月開始,對當地農村的“黑五類”進行了殘忍的集體殺戮,造成7696人被殺、1397人被迫自殺。(譚合成:《血的神話——道縣文革大屠殺與文化大革命》)這一時期最典型的保造兩派互相交戰、造成大量死傷的事件,則是1967年夏天的重慶大武鬥。在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和炮艇,造成約1700人死亡。(重慶武鬥詳情,參見何蜀:《爲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可以說,這一階段的主要施暴者包括了當局的幹部及保造兩派,其中幹部和保派的暴行要更爲殘忍。

重慶文革墓羣。(維基百科)
重慶文革墓羣。(維基百科)

“兩年文革”的第六個階段,是1967年秋到19687月。這一時期,大規模的保造武鬥仍在繼續,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要數19684—7月間的北京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造成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和30多人的終生殘疾。(參見唐少傑:《紅衛兵運動的喪鐘: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不過,和當局有組織、有計劃的單方面大屠殺比起來,這種兩派以較爲對等的姿態進行交戰的武鬥造成的死亡人數,其實是遠遠不能相提並論的。在這一階段,隨着毛澤東在196710月號召保造兩方進行“大聯合”,在1968年春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以及在19687月出動工宣隊粉碎清華大學造反派,互相狂爭亂斗的中共各派,包括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內,開始步調一致起來,共同對造反派、“黑五類”和普通民衆舉起了屠刀。我們在前面所講過的、韋國清在廣西製造的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就在這一時期全面展開。僅僅根據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廣西在文革期間有名有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爲8.97萬人、無名無姓的死者有3萬多人、失蹤的有2萬多人。這其中,只有3700多人死於兩派武鬥,有多達7.9萬人死於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屠殺。(參見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這種大屠殺的施暴者,是中國當局的軍隊以及幹部,還有聽命於他們的保派人員和基層民兵,被害者則是造反派、“黑五類”以及許多其他平民。而這樣的大屠殺,當然也不只發生在廣西一處。在廣西旁邊的廣東,也有成千上萬的人被以類似的方式殘忍殺害。(參見蘇陽:《文革中的集體屠殺:三省研究》;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三、死於當局有組織大屠殺的人數遠多於武鬥

事實上,“兩年文革”第六階段中的這種由當局發動的大屠殺,一直延續到了19687月—19741月的“間歇期”。如我們在上一講中所說,“兩年文革”後期和“間歇期”,中國當局發動了“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三場大規模政治迫害,殺害的人數少則100多萬,多則200多萬。這種由當局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大規模殺人和迫害造成的死亡人數,要遠遠多於保造武鬥以及造反派衝擊政府、軍隊的行爲。美國學者魏昂德在他的知名論文《1966—1971年中國國內的反抗與鎮壓》中,通過大量地方誌材料統計到了176226個死亡案例。在這當中,有130378個死亡案例是由當局行動造成的。魏昂德也因此認爲,“至少在出版的地方誌記錄中,當局的行動比造反派有破壞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昂德統計到的這些死亡案例中,有37046個死亡案例被歸因爲“造反派活動”,這其中的大部分,也就是30937個死亡案例又被歸因爲“造反派之間的武鬥”。而事實上,儘管文革當中的各類“羣衆組織”往往都自稱爲造反派,但在大量武鬥案例中,實際上可以看到明顯的保造對立。正如我們在剛纔所指出的,官方背景更濃的保派在武鬥中往往比造派更加暴力。因此,這些“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造反派活動”造成的死亡案例中,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實際上要歸到保派“羣衆組織”的頭上。

在接下來1974—1976年的“第二次文革”,以及華國鋒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對造反派和所謂“三種人”的清洗中,依然發生了大量的政治迫害和殺戮。限於這一期節目的時間,我們今天先不詳細敘述,而是留到下一講再進行討論。不過,可以說1974年到鄧小平“清理三種人”之間那些政治迫害和殺戮,在規模上是無法與1966—1974年間的各種大規模迫害和大屠殺相比的。在這一講中,我們首先羅列出了1966—1974年間各時期、各階段實施大規模殺人、大規模政治迫害行爲的主體,已經能夠非常直接地擊破毛派或老幹部文革敘事支持者所製造的謊言。這個謊言,也就是所謂文革就是“羣衆打幹部”。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羣衆打幹部”在那個時代絕不是什麼“主流現象”,文革中主要發生的事也不是什麼喪失了理智的暴民瘋狂打砸搶燒殺”。和文革之前、之後中共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在文革當中主要施暴的,實際上依然是中國當局的體制,以及聽命於這個體制的軍隊、警察、幹部和外圍支持者,受害的則是成千上萬的平民。如果認爲文革等同於“羣衆打幹部”,那麼實際上我們就不但扭曲了整個歷史圖景,也會將施暴的主體和受害的主體完全顛倒。因爲,與其說文革的特徵是“羣衆打幹部”,還不如所文革是“幹部打羣衆”來得更爲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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