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十一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絕不等於“羣衆打幹部”(下)

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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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十一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絕不等於“羣衆打幹部”(下) 批林批孔運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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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次文革”與“揭批查”、“清理三種人”運動中,誰在施暴?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會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接着談一談在所謂“十年文革”當中,大規模殺人、迫害人的都是誰這樣一個問題。

如我在此前反覆提到的,我個人並不贊同“十年文革”這種說法,而是另有一種對那十年的歷史分期法,將19665月到197610月的歷史分成三個時期,也就是19665月—19687月的“兩年文革”,19687月—19741月的“間歇期”和19741月—197610月的“第二次文革”。在上一講裏面,我談到了“兩年文革”和“間歇期”當中,誰是主要施暴者的問題,並得出了兩個結論:

第一,在這一期間,大規模殺人、迫害人的主體,是中國當局的軍隊、警察、幹部、民兵和官辦色彩濃厚的保派“羣衆組織”,他們製造了大量駭人聽聞的大規模屠殺事件,受害者則是造反派、“黑五類”和許多普通的老百姓。與此同時,在“兩年文革”期間,造反派在部分階段也進行了暴力行爲,但總體而言他們的暴力程度要遠遠更弱。

第二,“兩年文革”後期和“間歇期”,則是中國當局的國家機器進行大規模體制化屠殺、迫害的時期,這種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出了文革武鬥。

實際上,在之後的“第二次文革”期間,儘管暴力的程度比之前要弱,但主要的殺人行兇者是誰這一問題的答案,是仍然沒有變的。在“第二次文革”期間的重要事件,首先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隨着造反派在這一年又一次活躍,有的地方重新爆發了規模不小的武鬥。可以說,這一年保造雙方都進行了暴力活動,但在烈度上要比“兩年文革”期間小得多。造反派在這一年能夠掀起的波瀾,也比此前的“兩年文革”要小很多。

接下來的1975年,是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以“整頓”爲名義恢復社會秩序的一年。鄧小平“整頓”的一個重點,是恢復鐵路系統的有效運作,併爲此對組織造反派、進行武鬥的人進行了相當規模的鎮壓。在這一年3—4月間以“派性嚴重”的名義批鬥了上萬人、逮捕了2000多人、槍斃了上百人。不過,這次鎮壓和此前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比起來,規模要小得多。

再接下來的1976年,造反派藉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了最後的攻勢,但他們這一次掀起的波瀾,比1974年還要小。事實上,這一年的主流民意已經拋棄了毛式政治路線,200萬人走上街頭進行抗爭的“四五運動”就是明證。而“四五運動”的結局,則是遭到當局軍警和民兵的鎮壓。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的“十年文革”結束後,實際上又發生了一場當局的大規模暴力鎮壓活動,而這一場運動在中國官方的敘事中被提及得不多,這就是發生在197610月—197812月之間的“揭批查”運動。在華國鋒和老幹部們發動懷仁堂政變逮捕中共中央的毛派,以及上海的毛派投降後,華國鋒和老幹部們使用當局的黨政權力機器對基層造反派勢力進行了一場大清洗,這就是“揭批查”運動。對於這場運動,一些毛派人士會描述爲比“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還要慘烈的大屠殺,這當然不是事實。不過,它的規模仍然是很大的。在造反派勢力較大的上海、河南、雲南,“揭批查”運動進行的程度可以說相當慘烈。例如,僅僅在雲南,這次運動就使150多萬人受到審查、批鬥;15萬多人受黨紀、政紀、開除公職等處理,5萬多人被捕判刑入獄,2人被判處死刑,1000多人被打死、逼死(參見《雲南揭批查特困弱勢羣體十三年維權情況總結》一文)。總的來說,這次當局的鎮壓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了數以萬計的規模。1982—1987年間,當局又發動了進一步清洗造反派勢力的“清理三種人”運動,一些保派人士也在這次運動中難逃卸磨殺驢的命運。在“清理三種人”運動中,也有數十萬人遭到整肅。

總體而言,“第二次文革”以及之後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種人”運動期間,雖然暴力的程度不如“兩年文革”和“間歇期”,但中國當局仍然是主要的施暴者和大規模殺人兇手。除此之外,在這一期間,中國當局對於思想犯的迫害也在持續進行,1976年被當局槍殺的吉林青年工人史雲峯、1977年被當局槍殺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員工王申酉,都屬於因言獲罪、被當局處死的典型案例。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照片。(檔案圖片)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照片。(檔案圖片)

二、“十年文革”當中殘酷的種族屠殺

除此之外,中國當局在“十年文革”期間還進行了一種極度殘酷的大屠殺,就是對於蒙古族和藏人的殘酷屠戮。這種屠殺,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種族屠殺。對蒙古族進行的大屠殺,就是1968—1969年間由來自軍隊的內蒙古革委會主任滕海清發動的“內人黨”大屠殺。這場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是由當局組織的軍隊、工人和民兵,這些人組成的軍宣隊、工宣隊和貧宣隊以突破人類道德底線的殘暴手段,對大批蒙古族牧民進行了慘絕人寰的虐殺,其中的種種酷刑和性暴力行爲令人髮指。根據中國當局在1980年公佈的數字,這場大屠殺導致16222人被殺、87188人嚴重傷殘。內蒙古大學學者編寫的《內蒙古自治區史》一書則認爲,有2.79萬人被迫害致死、12萬多人致殘。不過,以上兩組數據,都存在着低估的問題。根據民間上訪的受害者寡婦們的統計數據,“內人黨”大屠殺導致了4萬多人的死亡和14萬多人的傷殘。(關於這次大屠殺的前因後果,參見啓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另一場典型的種族屠殺,是中國當局在1969—1970年間對藏人的殘酷殺戮。1969年,隨着西藏造反派遭到軍隊的鎮壓,西藏農村地區的藏人造反派展開了激烈的反抗,對軍隊展開了襲擊。藏人的這次反抗,被中國當局稱爲“再叛”。之所以稱之爲“再叛”,是因爲他們把藏人在1959年的抗暴起義說成是“叛亂”。根據中國官方公佈的材料,在1969年的反抗中,有藏人提出了“不要共產黨、不要交公糧、不要社會主義”的口號。而中國當局對藏人的回應,則是派出軍隊進行了殘酷的屠戮,造成大量平民的死亡。在這場大鎮壓中,僅被判處死刑的人就有295人,而被濫殺的藏人平民則遠遠超出了這一數字。在抗暴的核心區域之一邊壩縣,殘酷的屠殺造成直到1973年時,當地農村仍然是一片令人不寒而慄的情景。一位藏人學者描述他當時在邊壩縣的見聞說:“鄉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頭子和小孩子,青壯年幾乎沒有。整個邊壩到處都是這樣。爲什麼是這樣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來了,就沒什麼男人剩下了。每個鄉都這樣。一開會的時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這段見聞,轉引自唯色:《殺劫》,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三、拒絕碎片化歷史,建立對文革史的整全認知

總的來說,在所謂的“十年文革”和此後的“揭批查”、“清理三種人”運動當中,當局組織、策劃、實施的暴力行爲一直是一種主流。造反派雖然也有暴力行爲,但在規模上遠遠無法與當局相比,而且在殘忍程度上也相差很多。

然而,詭異的是,今天的許多人們,只要一提起文革,就會立刻認爲“十年文革”當中的一切暴力行爲都是“無政府主義暴民”造成的,如同形成了某種條件反射。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還會認爲“文革十年”是“無政府主義混亂”的十年,而此前、此後由於有共產黨理智的領導,民衆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這些人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會以某種“反賊”的面目出現,認爲共產黨雖然殘暴,但如果沒有共產黨的話,民衆就會陷入“文革式”的“無政府主義混亂”、“自相殘殺”,因此共產黨式的殘暴統治乃至一切暴政都是必須的,從而通過宣揚這種奇談怪論使得這些人變成了一種變相的五毛和中國當局維穩的幫兇。

事實上,人們之所以會形成與事實相去甚遠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對於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人們已經沒有了認知。只要提起文革,人們就會條件反射式地想到“十年文革”,然後又會想到“無政府主義暴民”,形成了難以擺脫的思維定式。而這種思維定式,甚至會影響到經歷過文革的人對歷史的記憶。文革史研究者周倫佐就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過他的一段親身經歷:

“某學院教授華XX,曾是我上大學時《現代文學》課的主講老師,時任學校中文系黨總支書記。90年代某日偶遇,不知怎麼涉及到‘文革’話題。他說曾經遭受造反派迫害。我知道他戴過‘右派帽子’,便指出將他打成‘右派’的是1957年‘反右’運動,那時不可能有造反派。他急着解釋:打成‘右派’後仍然留校工作,是1966619日‘文革’時造反派將自己開除公職趕下農村的。我說在這個城市,19666月不僅沒有造反紅衛兵,就連官辦紅衛兵都還沒有產生,將他掃地出門的只能是官方工作組。他默然,隨之流露出像丟失了手中柺杖一樣難受的表情。”(見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田園書屋,2006年)

我在這裏無意於爲文革造反派“完全翻案”,也並不認爲造反派都是一些善男信女。事實上,“造反派”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魚龍混雜的羣體,甚至不好說他們是同一個羣體。蒯大富、王洪文這樣奉旨造反的人,屬於“造反派”的範疇。1969年藏人抗暴領袖赤列曲珍,同樣也做過“造反派”。至於王洪文和赤列曲珍,當然不好說他們屬於同一個羣體。在造反派當中,當然也有不少人有過暴行、進行過迫害人的行爲。不過,總的來看,所謂“十年文革”中的大多數暴行並不是造反派、並不是“無政府主義暴民”和“失去了理智的瘋子”的行爲,而是當局做的。而許多人在回憶文革的歷史時,就算曾親身經歷過那段歲月,依然會追隨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官方敘事,把一切在“十年文革”期間迫害別人、甚至迫害他們自己的人說成是“造反派”——儘管實際上,這裏面存在着極多的張冠李戴現象。周倫佐在他的書中甚至表示,這類張冠李戴式的“笑話”,他“從各種身份的人口中聽得太多”。

事實上,不少人提倡反思文革時,主張應當主要反思“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暴民行爲”,進而會得出“人民的民主素質不夠”之類的結論。在這其中,許多人又往往會用一些碎片化的記憶,將文革中的行兇者張冠李戴,一如周倫佐的描述。可是,這種反思方向,無疑是模糊了文革中最主要的行兇者的身份。因爲正如我們所講的,文革的主流絕不是什麼“羣衆打幹部”。事實上,儘管文革當中的武鬥相當慘烈,但這些武鬥的慘烈程度又遠遠不及當局的鎮壓行爲。因此,文革的主流也不是什麼“羣衆打羣衆”。和中共在文革前、文革後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一樣,文革的主要特徵也是“幹部打羣衆”。只有擺脫碎片化認識文革的習慣、擺脫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框架,建立起對文革歷史的整全認知,我們才能真正地回答什麼是文革、我們應不應該對文革進行反思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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