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学生斗殴反映出的问题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过程。
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介绍了红卫兵运动的整个社会背景。在这一讲中，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如我们之前所讲的，红卫兵运动起源于北京的清华大学附中。那么，在文革前夕，这所学校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文革前夜的清华附中是一所怎样的学校。根据清华附中文革亲历者郑义的回忆，这所学校当时的状态是：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雄心勃勃，要把学校办成全国中等教育的典范。学校自行的教育改革，除了受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影响强化了政治教育之外，在扩大知识面（比如每周一节电影课，放映科技及外语片，鼓励各种课外小组及讲座）、讲究教学方法（强调少而精，反对满堂灌）、减轻学生负担（反对课外加班学习）、重视加强学生体质（强调田径运动以提高基本体能，甚至连下乡劳动，也把增加体重当成重要指标）等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努力。清华附中激烈地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甚至明确提出仅学习成绩好不算好学生。”
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清华附中是一所强调“素质教育”的学校，不搞唯分数论。然而问题是，这所学校当中又有很多干部子弟，这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学生之间的对立。为什么呢？郑义的文章这样写道：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在清华附中的几年，恰好又是大饥荒之后文革之前最为宽松的时期。当时的‘阶级路线’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看出身而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清华附中是个干部子弟比较多的学校，‘出身不好’的同学把那‘重在表现’四字如水中稻草一般死死抓住不放。虽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已经在大力贯彻，但从学校本身的社会职能出发，校方也尽可能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以期提高教学水平，并避免在学生中引起激烈的分化和斗争。”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由于家庭往往有较好的读书、学习传统，因此成绩优良、在“素质教育”方面表现优异的人相当多，干部子弟和他们相比比较缺乏这种优势。因此，校方尽管在想尽办法避免学生的分裂，但实际上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办法。郑义把这种状态形容成“走钢丝绳”，说道：
“但校方这种走钢丝绳的策略在越来越紧的政治气氛里终于失去平衡，其标志就是发生在我们高631班的‘娄熊（打架）事件’……导致四中学校领导垮台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校领导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干部子弟，大为震惊，连夜重新处理，生怕这帮干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后尘闹个全军覆没。”
（以上几段引文，见郑义：《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
“娄熊事件”，是1964年在清华附中发生的一起学生斗殴事件。当时，该校学生、中国驻古巴大使熊向晖之子熊刚，以及该校的平民学生娄琦两人发生了斗殴。而在事后，校长万邦儒则明显偏袒干部子弟，表示娄琦的打架行为是一种名叫‘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行为。校方的这种上纲上线的做法，激起了学校平民子弟的愤怒。结果，学校里贴满了观点对立的大字报，学生们因为这件事互相辩论，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
二、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分成对立两派的学生们
就在同一年里，清华附中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这件事的情况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因为平时纪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遇到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这时，王铭就扬言要向团中央写告状信，控诉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把学校领导吓得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团支部立即发展王铭入团，而且入团后立即就让王铭担任团委的干部。”
从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华附中校方对中共干部子弟有着非常特殊的照顾。而这样一种对干部子弟特权的申张，在之后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爆发的那一个月，“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加入共青团，而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高级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说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但也不是红五类。”
不过，在干部子弟们看来，尽管这个学生并不是“黑五类”，但这位同学的“出身”依然是显得所谓太“反动”了。当时，学校中的高干子弟学生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共青团应该是纯粹红色的团体。要保证这个团体的纯粹红色，必须保证共青团员来自于红五类的红色家庭出身，如果让其他类别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团，这个组织就会变颜色。”
不过，以上这些想法，实际上还是高干子弟学生们不满的“表层原因”。他们的不满，还有一层“深层原因”是这样的：“这些高干子女对学校的不满，一方面是来自思想上，他们认为老师对那些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过于偏爱，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干子女的不满还有来自现实的利益。学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他们在高考时分数较高，挤掉了许多高干子女进大学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学校依然会有重用平民子弟的现象呢？事实上，尽管当时学校的政策已经是对干部子弟非常之照顾的了。但是，在学校老师的心目中，那些骄傲跋扈的干部子弟并不招人喜欢，所以教师们“尽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们，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尽可能地照顾那些‘表现好’而出身一般的学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他们挡不住‘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共青）团，于是就注重发展‘出身不够好’但‘表现好’的平民子弟入团。”
（以上多段引文，来自崇新岳、百思峰：《文革洞见》三十）
此外，在当时清华附中的平民子弟们看来，学校中发生的一切与干部子弟的视角中所看到的呈现一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当时的情况是，“从1964年开始，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萧凌：《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就这样，在学生们分裂成两派的情况下，多数成员是干部子弟的那一派在文革前夜就展开了一连串的活动。历史学者卜伟华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罗列了他们的活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其中的几个例子：
“1964年7月，他们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一位学校党支部委员明确地答复这些学生：‘学校里就是没有阶级斗争!’‘家庭出身好的也出了不少反革命。’
"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而且在实际中它贯彻得还要更右一些'。
"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们两度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大搞阶级教育活动(如清明扫墓),两忆三查(即:一忆阶级苦,忆先辈闯江山的艰苦卓绝;二忆自己的成长过程,忆党对自己的辛勤培养;一查自己入团来的表现。查自己的觉悟;二查自己的革命斗志、朝气;三查自己的工作,找差距,学先进),均被学校拒绝。学校某党支部委员和团委会书记反驳说:'阶级教育在哪里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两忆三查不能搞,我们应当坚持正面教育,以表扬为主。"
（卜伟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载于《中共党史研究》第70期，1999年）
三、文革前夜的清华附中是一个火药桶
从他们这种杀气腾腾的姿态来看，他们看上去虽然是在反对校方的权威，但实际上却是在诉诸一种更为恐怖的极权力量、追求一种更为极权、恐怖的校园氛围。试图息事宁人的校方，不太希望他们在学校里挑起激烈的斗争，而他们则是希望在学校里面尽可能地挑起更激烈的斗争，搞更为严苛的审查体制。他们的这些行为固然是包装在疯狂的毛主义理念和口号之下，但实际上如果按照我之前所梳理出来的脉络来看的话，他们其实就是在试图将干部子弟们所拥有的特权变得更多、更大。可以说，他们一方面确实接受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洗脑。另一方面，在被洗脑的同时，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也遵循着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原则，有着背后的行为逻辑。正如我所反复讲过的，在看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大家都疯了”来解释那时候人们的疯狂行为。
总而言之，到文革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清华附中的学生已经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个派别。其中一派多数是干部子弟，认为学校的种种政策不够激进，希望在学校中建立起一套更为极权、更为激进的体制，并且想要把干部子弟的特权变得更大、更多。另一派则反对学校对于干部子弟的特殊照顾，代表着一种平民的声音。这两派在文革前夜呈现出一种尖锐仇恨对立，也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态势。这时候，只需要一个火星轻轻一点，这个早已积蓄了极高能量的火药桶就会爆裂开来，释放巨大的能量。可以说，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之所以能够在文革爆发之后这么快地崛起，并在学校中制造出种种残酷的暴行和血案，正是因为这种仇恨对立的迅速引爆。而在文革前夜和文革时期清华附中所发生的事，实际上也是当时大量学校中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
好了，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