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 《回顧文革》第十二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 文革有一個、兩個還是三個?

202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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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 《回顧文革》第十二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 文革有一個、兩個還是三個? 1967年,武漢街頭的標語。
檔案圖片

一、“兩個文革論”:一種頗有解釋力的模型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談一談文革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

在這一講之前,我們已經用了十一講,去談論文革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但是,實際上直到目前爲止,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還沒有給出一個很好的答案。在這之前,我談到了文革到底有幾年、到底有幾次這些問題,而且講到實際上這些問題並沒有一個定論,“十年文革”的說法是老幹部們爲了自身政治利益而製造出的“定論”,並且成了今天中國官方的說法,乃至人們頭腦中好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的“常識”。

然而,按照我的觀點,實際上將1966—1976年之間的歷史整齊劃一地稱爲“十年文革”,是無法有效地解釋那段歷史的。我認爲應該將文革的歷史,劃分爲19665月—19687月的“兩年文革”、19687月—19741月的“間歇期”和19741月—197610月的“第二次文革”這三段,並將這三段再細分成不同時期,進而分析每個時期的施暴主體都是誰。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毛派和老幹部主導的文革敘事,都試圖把文革描繪成一場“羣衆打幹部”的運動,而且兩者對“羣衆打幹部”的評價截然相反、爭得不可開交,但實際上他們的這種爭論完全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因爲所謂的“十年文革”,根本就不是能用“羣衆打幹部”概括的。它的主要特徵,一直是“幹部打羣衆”。

明白了這些問題,我們將會面臨下一個問題,就是文革到底有幾個?在這之前,我們介紹過著名的“兩個文革論”,在這裏需要再介紹一下。這一觀點被一部分反共人士提出和支持,認爲文革中實際上存在着上層的權力鬥爭和下層的羣衆鬥爭,在毛澤東進行爭權奪利的文化大革命之外,還存在着一個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在“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中,羣衆利用文革的機會“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當然是需要否定的,但“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卻有合理的地方。

事實上,也有一部分被視爲“新左派”的人士認同“兩個文革”的觀點,知名的文革史學者、對毛澤東評價很高的王紹光就是其中之一。在這裏,我要先簡要介紹一下他的政治觀點。王紹光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表示,當代將土改、大躍進、反右、文革等血腥的政治運動描繪成“荒唐”、“瘋狂”的樣子,是因爲“知識分子爲了他們的利益敘述歷史”,並使用了毛時代的著名口號“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來講述他的意圖。(《王紹光談反右整風(全文):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烏有之鄉,20141225日)對於王紹光的這種觀點,我當然是絕對不會同意的,而且認爲無論是毛時代,還是改開以後的中國歷史敘事,本質上都是中國當局爲了政治目的炮製出來的。用毛時代的觀點否定改開之後的觀點,不過是用一個時代的中國當局觀點否定另一個時代中國當局的觀點,本質上只不過是爲中國當局的某一派進行張目罷了。不徹底跳出中國當局在所有時代的各種敘事,終究是沒有任何出路的。

不過,今天這一講,我不想在批駁王紹光本人的政治觀點上糾纏太多。對於“新左派”和毛派的批駁,在以後我還會談到很多。今天我想談的話題,只是他的學術觀點:王紹光本人,實際上也是“兩個文革論”的某種支持者。王紹光曾著有研究武漢文革史的專著《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在這部專著中,王紹光以所謂的“十年文革”中的武漢局勢爲敘事主軸,通過採訪數十位歷史的親歷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文革並不是如同人們通常認爲的一樣,是由“不理性”的參與者受到毛澤東的蠱惑作出的“瘋狂的行爲”;實際上,作爲“超凡魅力型領袖”的毛澤東本人作爲文革的發動者,並不能完全掌握運動的方向。在這本書的序言中,王紹光這樣概括他的觀點說:

“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可以同時既是瘋狂的也是理性的。這就需要對韋伯有關超凡魅力領袖的理論稍加修正。我認爲個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有願意爲之獻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爲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出的種種信息。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同一個信息的解讀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揮作用的過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語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1967年,武漢街頭的場景。(檔案圖片)
1967年,武漢街頭的場景。(檔案圖片)

王紹光的這一觀點,實際上可以看作是用他的方式對“兩個文革論”進行了一種解讀,認爲參與文革的民衆在作出政治選擇時,實際上有自身的理性因素。在書中,他提出實際上在文革當中加入不同“羣衆組織”的人,往往會來自不同的社會羣體。總的來說,與黨政軍體制關係更爲密切的人,更傾向於加入當局扶持色彩更濃厚的保派;因這一體制中獲得利益更少、乃至沒有獲得利益或利益受損的人,則更傾向於加入造反派。而由此引發的派系衝突,則使得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控制文革運動的走向。

事實上,這樣一種將文革當中的派系鬥爭視爲某種“社會衝突”的觀點,也被不少學者接受和運用。例如,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就曾引用過一份對近2200名廣州中學生的抽樣調查,指出:“佔壓倒多數的(73%)幹部子弟參加了保衛黨的組織,而半數多點(61%)的知識分子的子女和許多(40%)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學生參加了造反派組織”,並表示“同樣的數據表明,‘保皇派’組織吸引的大部分成員(82%)是幹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組織則主要從知識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員。”這樣的統計數據,事實上也與我的經驗相當符合。在與多位在文革中參加過“羣衆組織”的人士談話時,我往往都能通過他們本人在那個時代的職業、家庭情況,推斷出他們參加的是哪一派,並和他們進行確認。直到目前爲止,這些推斷也很少出錯。這樣看來,至少可以說“兩個文革論”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歷史解釋模型。

 

二、中國官方學者:反對“兩個文革論”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兩個文革論”,中國官方學者是持否定態度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曾發表過一篇論文,對“兩個文革論”進行了大力的反對。這篇文章用舉例的方式,說明文革中的保造兩派實際上都不存在“人民文革”的那種“反抗”色彩。在舉保派的例子時,這篇文章提到了由高幹子弟組成的老紅衛兵團體“聯動”,以及武漢軍區扶持的保派組織“百萬雄師”。不過,可以直白地說,這樣的論述根本就是在打稻草人,因爲“兩個文革論”的支持者恐怕不會認爲那些保衛各級黨政軍機關幹部的“老保”會有什麼“人民文革”的色彩。不過,這篇文章也提到了文革當中著名的北京五大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也就是“清華井岡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紅旗”、“地質學院東方紅”和“北師大井岡山”。文章裏說,這些組織“從名字看就是非常革命的。他們都極力標榜自己是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宣稱誓死保衛毛主席和紅色江山,刀山敢上,火海敢闖’……這哪裏有一點反抗所謂共產暴政清算共黨官僚的味道呢?”這篇文章的結論部分表示:“總之,‘文化大革命’的準確定性問題,是可以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導下,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而兩個文革說則偏離了正確方向,違反了基本史實,是不足爲訓的。”(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63日)

毋庸置疑的是,這篇文章可以看作一篇“官方五毛”文,它的所有歷史敘事和評價都是在亦步亦趨地跟隨老幹部們在1981年對文革定下的基調。與其說它是一篇史學論文,還不如說它是一篇給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那份官方決議文件進行註解的“經學”論文,本身是沒有什麼學術性可言的。但是,這裏面提出的一個疑問,卻很值得我們進行探究。這篇文章當中所列舉的北京五大紅衛兵組織,實際上是在老紅衛兵運動退潮後,掌握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紅衛兵組織。儘管它們的立場各異,但總的來說都被人們認爲是“真正的”造反派紅衛兵。這篇文章提出,這些組織在論述他們的政治訴求時,實際上也就是對當時官方意識形態的亦步亦趨,並沒有什麼“反抗”的因素。這樣,問題就來了:究竟造反派們到底是在進行“人民文革”,還是僅僅是毛式文革路線的打手和復讀機呢?如果說造反派確實是在進行某種“反抗”,那爲什麼他們在論述自己的政治訴求時表現得卻這麼“紅”?如果說造反派只是一羣沒有自由意志的打手,那爲什麼他們的成員構成乃至攻擊目標卻顯得和保派非常不同呢?

 

三、“三個文革論”:一種新的歷史解釋模型

事實上,要詳盡地解釋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這一講的時間限制。在這裏,我首先要簡要地用一句話講出我的觀點:我個人既不認同“一個文革論”,也不認同“兩個文革論”,而是認爲文革有三個。這種“三個文革論”,在目前的各家中還沒有看到,可以算是我個人的獨創——這當然也不是什麼“絕對的真理”,只是一種歷史解釋模型。這“三個文革”,分別是毛澤東及毛派與幹部集團的鬥爭、社會上毛派人士和“五毛”人士的廝殺、以及民衆借中共內訌的機會展開的抗暴運動。“三個文革”互相纏繞在一起,關係相當複雜,甚至許多文革親歷者身上都不只帶有其中一個文革的色彩。然而,儘管這“三個文革”互相交織,它們在本質上卻又是截然不同的。前兩個文革,事實上不過只是共產極權勢力之間的內鬥,正如他們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在進行的那樣,沒有什麼“正義性”可言。在這兩個文革中,無論是誰獲勝,民衆只不過是從共產極權主義的一種殘酷統治模式之下,轉換到另一種殘酷統治模式之下罷了。但是,這“第三個文革”中,卻的確有着“社會衝突”的色彩。隨着歷史的演進,這“第三個文革”最終衝破了毛澤東給民衆套上的枷鎖,擺脫了毛式文革的話語體系,形成了具有自主意志的民衆抗爭運動,並持續影響到了今天。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第三個文革”實際上也可以不稱之爲“文革”,因爲它是在漫長的歷史上,民衆反抗中國當局共產極權暴政的一環。

那麼,這“三個文革論”的基本立論究竟在哪裏呢?在下一講中,我們就會仔細討論這個問題。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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