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十四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毛澤東的文革:理想主義?爭權奪利?(二)

202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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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十四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毛澤東的文革:理想主義?爭權奪利?(二) 1967 年 5 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與林彪在一輛敞篷吉普車到歡呼的人羣。
法新社圖片

一、“三結合”:毛澤東本人對毛式烏托邦的否定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裏面,我們談到了“三個文革論”當中的“第一個文革”,也就是毛澤東及毛派與老幹部集團的爭鬥。“三個文革論”,是我個人用來解釋文革歷史的一個模型。在這裏,需要將它再重複一次:所謂“三個文革”,也就是毛澤東及毛派和老幹部集團的爭鬥、社會上毛派人士與“五毛人士”的廝殺、以及民衆借中共內訌的機會展開的抗暴運動。“三個文革”互相纏繞在一起,關係複雜。然而,儘管這“三個文革”互相交織,它們在本質上卻又是不同的。

我們談到,在毛派人士眼中,文革是一場所謂“偉大領袖毛主席”帶領“革命羣衆”展開鬥爭的“正義鬥爭”。在文革當中,毛澤東和毛派代表了“大民主”的一方,對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走資派”進行了打擊。毛派認爲,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與革命羣衆心連心”,一直是和“革命羣衆”們站在一起,堅持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然而,如果探究毛澤東在所謂“十年文革”期間的政治態度變化,我們卻會發現事實沒有這麼簡單。

在上一講中我們說過,在文革爆發前夕的196657日,毛澤東曾經給林彪寫過一封信。在這封被叫做《五七指示》的信裏面,毛澤東描繪出了一種看上去十分美好的烏托邦圖景。在這個毛式烏托邦中,工、農、軍、學這些社會分工趨於消失,人們變成了面目趨同的“新型勞動者”。在這之後,毛派通過一月風暴奪取了上海的政權,並在19672月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開始取消一級管一級的幹部體系。然而,毛派的這種政治實踐,卻迅速被毛澤東否定了。毛澤東對張春橋表示,有造反派要求“取消一切‘長’”、說“帶長的歷來騎在黨和人民的頭上”是錯誤的和反動的。他還拿林彪舉例子,表示他的親密戰友林彪是國防部長,併發出反問:“他也是騎在黨和人民頭上嗎?”

毛澤東與林彪接見紅衛兵。(檔案圖片)
毛澤東與林彪接見紅衛兵。(檔案圖片)

對於毛澤東的這樣一種政治大轉彎,只要是有基本政治直覺的人都可以看出來,毛澤東在這裏說的話和此前的《五七指示》不一致,已經改變了初衷。當然,在毛派人士的解釋體系裏,這只是因爲“走資派”的勢力過於強大,導致毛澤東“不得不暫時後撤”,毛澤東的終極目標一定是和“革命羣衆”們一致的。由於毛澤東直到死的時候,也沒有取消中共幹部體系中的各種“長”,因此毛派這樣的說法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僞,只能和真實發生的歷史構成一種自說自話的循環論證而已。

在這裏,我們只需要看一看在這之後,毛澤東對“革命羣衆”們的真實態度,就能看出毛本人到底是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了。在1967310日發佈的當年《紅旗》雜誌第五期社論中,這樣引述了毛澤東的話: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這篇社論還表示:

“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要由真正代表廣大羣衆的革命羣衆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視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錯誤的。

“從上至下,凡要奪權的單位,都要有軍隊代表或民兵代表參加,組成三結合’,不論工廠、農村、財貿、文教(大、中、小學)、黨政機關及民衆團體都要這樣做。縣以上都派軍隊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這是非常之好的。軍隊代表不足,可以暫缺,將來再派。”

(以上引文,見《論革命的“三結合”》,《紅旗》雜誌1967年第五期社論,維基文庫)

從這裏可以看到,毛澤東認爲,在羣衆運動推翻各地的權力機構後,新的權力機構應該用“三結合”的方式組成,其中不只有羣衆組織的負責人,也有軍隊的代表和被稱作“革命領導幹部”的老幹部。按照這一“三結合”原則,各地相繼成立了取代舊有黨政權力機關的革命委員會。在省級行政區層面,首個革命委員會是成立於19671月的黑龍江革委會,最後一個成立的則是成立於19689月的新疆革委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革委會的主任沒有一個是羣衆組織的領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689月,在29個省級行政區的革委會中,軍人擔任革委會主任的竟有20個之多。更何況,大量被以“三結合”原則“結合”進革委會的所謂“羣衆組織負責人”,也包含大量保派或被幹部們收編的造反派領袖。而在這時,毛澤東已經對蒯大富說出了那句著名的“黑手就是我”,開始將矛頭對準了造反派。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過的,在這時以及之後,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的中國當局展開了“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政治運動,對民衆進行了殘酷的大屠殺。被屠殺的人們中,有大量造反派人員。在這些大屠殺進行的大部分時候,毛澤東早就已經打倒了所謂“頭號走資派”劉少奇,獲得了比文革前更穩固的權力地位。儘管毛派人士將這些針對造反派的屠殺行爲,大體歸結在所謂“當權派”的施暴,但他們在敘述歷史時卻大都好像看不見房間裏的那隻大象一樣,從不談及毛澤東對這些屠殺的態度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二、毛澤東在死前仍在強調“三結合”

在這之後,毛澤東又曾發動“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兩場政治運動,使得造反派有了重新組織起來的機會,從而形成了19741月—197610月之間的“第二次文革”。儘管在19661968年的兩年文革期間,毛澤東曾經講過各種各樣的激進主張,但在這次“第二個文革”當中,他的態度卻顯得尤爲拘謹。1974618日,中國國家計委曾向中共中央報告,表示“由於批林批孔運動,許多地方和企業的領導幹部挨批挨鬥,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領導和組織生產,許多地區和部門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國民經濟重新下降。”“1974年上半年工業生產不少地區和部門沒有完成國家計劃。”“鐵路運輸方面。由於發生動亂,很多路段不暢通,所通過的列車比正常情況少13左右……津浦、京廣、京包、貴昆4條重要幹線的列車不能暢通。”中共中央則在197471日發出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擅離職守的人員要返回工作崗位;羣衆提出的勞動工資和經濟政策的問題,一律批林批孔運動後期解決;不爲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要加以批駁;各級黨委要認真檢查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制定措施。”接着,在717日,毛澤東又在政治局當衆對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這樣,毛澤東親自出手,壓制了毛派通過“批林批孔”運動展開的羣衆運動。

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法新社)
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法新社)

接下來,在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毛澤東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鍊。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在197633日,以中共中央19764號文件的名義下發的。這個時候,毛澤東已經病入膏肓,很快就要死了,他的這段話可以看作他的一份政治遺囑。在這些話裏,有一些內容可以用“反常識”來形容。首先,毛澤東認爲文革的“兩個錯誤”,在於“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在闡述“打倒一切”的時候,他認爲錯誤在於造反派把許多“老同志”打錯了,不應該打擊這些“老同志”。要知道,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所說的“老同志”,包括了曾餓死無數巴蜀民衆的李井泉、屠殺了大批廣西造反派和一般平民的韋國清、以及曾因武漢“七二零”事件被打倒的陳再道等人——這些曾經大量殺戮民衆和造反派的人在這時候已經復出了。而直到這個時候,毛澤東不但在迴護這些“老同志”,而且仍在強調“三結合”原則,全然沒有他在《五七指示》中那種建設烏托邦的意思。

三、毛澤東並非一個根據“理想主義”行事的人

總的來說,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儘管不少地方的造反派曾進行了激烈的行動,但他們的政治訴求大多是希望當局“平反”,恢復他們曾經在各級革委會中的職務。“兩年文革”期間造反派們那種戰天鬥地、試圖搞到天地翻覆的氣勢,在這時候已經很難看見了。

講了這麼多內容後,我們可以對所謂“十年文革”期間毛澤東的真實立場進行一個總體的描述了。實際上,儘管毛澤東曾經在文革爆發前夕通過《五七指示》描繪過建設一個毛式烏托邦的理想,但他卻並沒有真正地去實踐這件事情。在“一月風暴”之後不久,毛澤東就否定了毛派的政治實踐,採取了對軍隊及老幹部們妥協的立場,提出了“三結合”的原則。在這之後,他又一步步後退,首先通過“黑手就是我”壓制了造反派,之後又叫停了“批林批孔”引發的羣衆運動,並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中重申了“三結合”的原則。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的確打倒了他在文革前最大的政敵劉少奇,但整個幹部體系卻不是他打倒的對象。相反,無數手上沾滿了毛派小將的血的老幹部反而被他稱作了“老同志”。他儘管通過《五七指示》描繪了一個毛式烏托邦的場景,但在文革中卻否定了毛派們試圖創造這種烏托邦的政治實踐。

無論如何,由於我們並不是毛澤東本人,自然也沒辦法真的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想的。然而,在評估一個人的行爲時,我們需要做的是聽其言而觀其行。從毛澤東在所謂“十年文革”期間發表的言論和作出的行爲來看,他顯然不是一個根據“理想主義”去行事的人。就算他的心中曾有過某種“理想主義”的念頭,這種念頭的優先級也是極其次要的,可以隨時爲現實做出犧牲的。那麼,毛澤東在所謂“十年文革”期間面臨的這種現實究竟是什麼呢?他爲什麼要對那些“老同志”作出迴護呢?事實上,要解釋清楚這樣的問題,將毛澤東的文革和斯大林的大清洗進行對比,也許能幫助我們更加有效地找到答案。在下一講的內容裏,我們就會展開這樣的對比。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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