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十九講 焚書之後是什麼?

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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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十九講 焚書之後是什麼? 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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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人們閱覽圖書:極權主義者的常見行爲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回顧文革系列節目。

在講述今天的內容之前,我想首先談一談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近日,隨着中國學校新學期的到來,山東青島各學校的學生家長們都在微信上收到了學校的通知,表示接到上級文件,部分書籍不再適合學生閱讀,並提出“如果家中有類似書籍,不要再讓孩子讀,也不要再帶到學校來,請家長注意整理以下圖書,並進行封存。”

被列入“禁書”書單的書籍,包括學者易中天解讀傳統經典《論語》《孟子》《莊子》《周易》及講禪宗的書籍,作家龍應臺、漫畫家郭競雄的所有作品,以及一些暢銷書和歷史繪本著作。消息傳出後,引發了輿論的熱議。有人表示,就連龍應臺的書都被禁了令人感到喫驚,因爲龍應臺在某些方面和當今中國的執政者思路一致,都是“主張統一,承認一箇中國”的。(《青島收緊學生讀物 易中天、龍應臺也在被禁之列》,自由亞洲,2022年8月29日)

事實上,從多個信息來源可以得知的是,青島禁止學生閱讀部分書籍的行爲並不是個案,而應當是一箇中國當局“全國一盤棋”的行動,因爲也有其它地方的學校正在對圖書進行清理整頓。這種針對文化的攻擊,可以說是極權主義政權經常進行的行爲。無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曾出現過大量針對文化的衝擊,以及對文化的毀滅。

不過,在毀滅文化的方法上,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文革還是有不同之處的,可以說兩者“各有特點”。斯大林的文化毀滅,往往帶有一種冷酷的計劃式色彩。例如大清洗期間,爲了毀滅烏克蘭的民族文化,斯大林曾下令逮捕、槍殺了大批烏克蘭民間盲人歌手,使烏克蘭民族文化遭受重創。到了1940年代,由於烏克蘭民間盲人歌手幾乎被滅絕,他們身上所承載的文化也就消失了。

然而,在對文化進行衝擊時,毛澤東的文革所採用的手法往往卻會更加“戲劇性”,也會時常顯得更加極端。例如,在對書籍的查禁方面,文革時期可謂是“登峯造極”,尤其以1966—1968年的“兩年文革”時期爲最烈。當時,“一切與‘文革’意識形態相悖的文藝作品都遭到徹底的批判和封殺。‘文革’時期,中國的整個出版業,萬馬齊喑……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及毛澤東著作、魯迅著作、‘樣板戲’圖書、個別政治文學作品、政治讀物(‘兩報一刊’社論等)和部分通俗科技書籍出版外,其他圖書的出版可謂寥寥無幾。”(參見莫偉鳴、何瓊:《‘文革’中後期圖書恢復出版紀事》,載於中國刊物《黨史博覽》,2014年01期)

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燒燬文物。(網絡圖片)
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燒燬文物。(網絡圖片)

二、砸毀古蹟的瘋狂歷史記憶就在人們身邊

除了大規模禁止人們閱覽圖書之外,在“兩年文革”期間另一項針對文化的攻擊活動也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那就是對文物古蹟的破壞。一組被不少文革史著作廣泛引用的數據顯示,北京的6843處文物古蹟,竟有4922處被以文革的名義毀掉,其中絕大部分都毀於1966年8—9月間癲狂的“恐怖的紅八月”。由於人們對於北京文物的毀滅情形已經論述得太多,我在這一講裏面就不打算多談了。在這裏,我想談一處被人們關注得較少的文物毀滅事件,那就是1966年8月25日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的毀滅。

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位於一德路,原爲清兩廣總督署。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經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專門撥款,教堂於1863年在總督署廢墟上奠基。當時,教廷任命的兩廣教區宗座牧監明稽章專從羅馬、耶路撒冷各運來泥土一斤,在教堂東西牆角分別刻下“JERUSALEM 1863”、“ROME 1863”字樣。1888年,教堂竣工。它坐北朝南,高三層58.5米、佔地6000多平米,平面呈十字型,裝飾着美輪美奐的彩色玻璃。教堂底層開有三個尖拱券門,二樓當中有個精美的圓形玫瑰窗,三樓則聳立着莊嚴的尖頂八角形鐘樓,內有四口從法國運來的大銅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教堂建造工程是由廣東本土的工匠蔡孝(揭西客家人)指揮完成的。蔡孝自二十幾歲起就投入工程中,一直到五十歲才完工,爲之傾盡了半生心血。經他提議,教堂樓頂的出水口採用粵式獅子造型,大門也刻上了本土風格的木雕。這座融合了粵式建築和西式建築特色的教堂,可以說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蹟。它不但是東亞大陸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也是全球四座全石結構哥特式教堂之一。要知道,另外三座可是大名鼎鼎的巴黎聖母院、西敏寺和科隆大教堂。1966年8月25日,一切都毀滅了。根據一位學者的記載,當時的情形是:

“紅衛兵把從教堂裏搜出來的書籍、衣物、宗教器皿和畫冊,堆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上,放火焚燒。在教堂哥特式建築的巨大窗口上,原裝的拿破崙時代的彩色玻璃,被砸得稀爛,碎片散落一地。唱詩臺上的腳風琴也被大卸八塊。紅衛兵們把神職人員押到空地上鬥爭,逼他們跪在燒書和物資的火堆前。焚燒後的紙灰漫天飛舞,直衝雲霄。”

大破壞過去後,精美的教堂被變爲垃圾站,直到1979年才重新開放。

石室聖心大教堂並不是當時廣州唯一被毀的文物古蹟。那時候的廣州城,陷入了一片癲狂的紅色浪潮中。根據這位學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記載: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嘯聚街頭,到處張貼標語、傳單、大字報,集會演說。8月25日、26日,紅衛兵和部分羣衆一聲吶喊,先後掃蕩了教堂、寺廟49處,包括歷史悠久的天主教石室教堂、光孝堂、寺貝通津教堂;佛教的六榕寺、光孝寺、華林寺、海幢寺;道教三元宮;伊斯蘭教懷聖寺等。市內多處歷史文物遭到破壞:海幢寺的四大金剛被毀壞;華林寺的五百羅漢被搗碎;伊斯蘭教的“先賢古墓”被鏟了一半;全市的‘封建迷信場所’統統銷聲匿跡,各種神品付之一炬。宗教活動全部停止,神職人員也不能避過塵世的濁浪,一時間,揪鬥的揪鬥,關押的關押,還俗的還俗,落得個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的收場。”(以上兩段引文,見葉曙明:《廣州破四舊狂潮(上)》,發表於微信公衆號“歷史現場”,2016年8月25日)

以上兩段引文所描述的,正是處在“恐怖的紅八月”的癲狂之中的廣州情形。在由中共官二代們控制的老紅衛兵主導的“恐怖的紅八月”中,上述的癲狂景象不僅僅只發生在北京和廣州,也發生在被文革狂潮席捲的每一個地方。儘管不少文革通史作品在描述這一段歷史時,會將重點放在北京。但是,實際上這樣的文革記憶就存在於許許多多普通人各自的家鄉、各自生活的地方,等待着各位聽衆去尋找和發掘。

三、焚書後是人們的死去

事實上,就算在一些小型城鎮,這類大規模破壞活動也進行得一點都不含糊。一位在文革時居住在一座小鎮上的歷史記錄者,記載了他當時看到的癲狂景象。他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道:

“我所居住小鎮的南頭,有一座保存了幾百年的石牌坊,據說是小鎮趙姓所立,稱爲‘趙家牌坊’。牌坊上雕有各種小動物和各種花卉草木,還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圖像,兩邊蹲着兩尊石獅子。從棗陽到我住的小鎮,要經過這座牌坊,人們看到這牌坊,立刻會感到小鎮的古樸、深沉與厚重。

“有天早上,還沒起牀,突然聽到哨子聲,還有許多人整齊的號子聲。趕緊起牀看個究竟。原來是扒這座牌坊,說它是封資修。用繩子綁在上面的石頭上,衆人在指揮下用力拉繩子,一會兒的工夫,這座矗立了幾百年、凝聚了豐富文化內涵的牌坊就銷聲匿跡了。

“扒了牌坊,還嫌不過癮,這幫人就又敲着鑼鼓傢什,扒每家每戶的屋脊。

“那時候的房子,多是‘解放前’修建的,都帶有清朝建築的風格,屋脊上雕着動物圖案,如、龍頭、虎頭、獅頭等,龍頭或者獅頭伸得又高又遠,配上彩色的描繪,活靈活現的,很是漂亮。這些人就爬到房頂上,把屋脊上的‘龍頭’、‘鳳頭’、‘虎頭’統統敲下來,扔在地上,留下的是殘缺難看的龍身、鳳身和虎身。”

而在這一類行動中,還有一項非常引人注目的行爲,是對書籍的大規模焚燬。這篇文章的作者這樣寫道:

“首先是收書、燒書。學校和生產大隊都召開大會,要收藏的所謂“古書”都上交。過期不交,‘後果自負’。

“於是,許多人都把自己祖傳下來的書,或者是辛辛苦苦購買、收集的書拿出來上交了,生怕交晚了被找麻煩。當時我們還很小,也知道不上交所帶來後果的嚴重性,也把自己那幾本心愛的連環畫上交了。當然,也有一些膽子大的人,冒着風險保存了一些舊書。

“一次,在開完全校師生大會後,這些上交的書籍和學校保存的所謂封資修的圖書都拿出來堆放在操場上。主持大會的造反派指着這堆書說:今天,我們要告別一箇舊時代,讓這些封資修的東西統統見閻王去。毛主席教導我們: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今後,我們只讀毛主席的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以毛澤東思想統率靈魂,讓毛澤東思想佔領思想文化陣地。

“言畢,他就往書堆裏潑上事先準備好的煤油,然後點燃。這堆書燃起的熊熊大火持續了兩三個小時。書,隨着縷縷青煙和嫋嫋飄飛的灰片,永遠告別了這個荒唐的時代。”(以上引文,來自姜敬峯:《焚書坑‘孺’》,共識網,2015年6月11日)

我們姑且先不論這位作者很可能在行文當中有意無意地錯置了焚書行動的實行者,因爲進行這種行動的人更有可能是主導“恐怖的紅八月”的老紅衛兵,也就是在文革中被視爲“保皇派”的人。不過,這裏面的細節描述卻足以使人身臨其境,體會到那種癲狂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記錄當中,在焚書之後不久,當地就開始殺人了,“打死、整死了許許多多的人”。正如在北京、在許多大城市一樣,破壞古蹟、焚燒書籍也與對所謂“出身不好”的市民的大屠殺相伴隨,同屬一個系列的行爲。

而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上早在2019年10月,中國教育部就已經發布過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學清理圖書館當中的“非法”以及“不適宜”圖書。被指爲“非法”的圖書,被扣上了“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污衊、醜化黨和國家領導人和英模人物”這一類的罪名。被指爲“不適宜”的圖書,被加上的罪名則包括“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揚宗教教理、教義和教規”等等。(見中國教育部頒佈的《中小學圖書館圖書審查清理標準(試行)》)儘管今時今日,中國的政局與文革前夜並不能完全等同,但與文革期間一些相似的做法正在逐漸浮現,也確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儘管習式的政治路線與毛式的文革相比,並不是完全一樣,但毋庸置疑的是,習式政治路線正在對毛澤東的許多做法進行着模仿。在這樣的時候,重溫文革歷史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必要的:當極權主義着對文化開戰、開始對書籍開戰的時候,對人展開大規模的暴力也往往就成了如影隨形的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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