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 第二十二講 抵抗的故事(2)

202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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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 第二十二講 抵抗的故事(2) 文革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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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做核酸的人與發出不同聲音的人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週當中,我們談到,在文革的浪潮之下,有不少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在這其中,既有以1968年的柳州事件爲代表的集體武力反抗屠殺的羣體,也有許多在當時被視作“離經叛道”的思想者。在這一講裏面,我們就會把目光聚焦在那些被當時的人們視爲“異端”的思想者身上。

在一般人們的印象當中,文革時代的人們看上去是非常“整齊劃一”的。人們穿着相似的綠軍裝和藍工裝、手持相似的“紅寶書”,同樣用瘋狂的神態呼喊着口號,看上去就好像喪失了個體意志的螞蟻羣。因此,一個旁觀者很容易從直覺作出一個結論,會認爲當時“所有人都瘋了”。然而,如果我們透過那些狂熱的政治口號,以及一片高度飽和、堪稱審美災難的紅、綠、藍色海洋,看到隱藏在那其中如同點點燈火般的所謂“異端”思想,便會知道在那個時代,仍然有許多人倔強地發出了與“主流”不一樣的音符。

在講述這些人的故事之前,我們還是要先看一看最近發生的事情。現如今,在中國當局日趨狂熱的新冠防疫政策下,做核酸、接受隨時隨地可能出現的隔離,已然成爲了民衆生活中的“常態”。而不與當局合作的人,則會被當局當成“異類”來對待,承受極其嚴重的後果。根據中國最高檢察院網上發佈廳在今年331日公佈的數據,截止到20222月,中國當局的檢察機關已經“批准逮捕涉疫情案件70479377人,不捕15842528人;起訴1134015666人,不訴14372393人。”也就是說,在半年多以前,中國當局就已經用“涉疫情”作爲一種罪名,逮捕、起訴了兩萬多人。在目前中國當局的防疫體制下,一個人如果拒絕參加核酸檢測,那麼等待他的命運,就有可能會承擔“罰款、拘留等刑事責任”。而中國國家衛健委的官員更是在今年98日表示,就算是沒有發生新冠疫情的地區,也要開展常態化的核酸檢測。

在這樣一種氛圍之下,不做核酸的人成爲了某種“異端”,拒絕和當局營造的“主流氛圍”合作的人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然而,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事實上我們在今天的輿論當中,也能看到衆多民衆對當局防疫政策的種種不滿。在這其中,有的不滿則變成了羣體反抗的事件。事實上,無論暴政何等酷烈,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人站出來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反抗,都會有人用種種方法表達自己與所謂的“官方主流”不一樣的觀點。今天殘酷的“核酸暴政”下的人們是這樣,在文革時代的人們也是這樣。在極權主義的陰霾之下,總有人會不由自主地發出去發出不同的聲音——儘管這樣做的代價,很可能會是失去自由乃至生命。

 

二、1974年的廣州焦點事件:李一哲的大字報

19741110日,一張作者署名李一哲、題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出現在廣州北京路口,引發大批市民圍觀。該大字報雖仍打着擁共擁毛的旗號,卻對中共的政治體系進行了尖銳的抨擊。儘管按照我的歷史分期方法,這個時候並不屬於1966—1968年間“兩年文革”的範疇,但這時仍屬於文革色彩濃烈的時期。這份大字報在用語上,自然也有濃烈的“文革”色彩,且和那時的絕大部分大字報一樣,乍一看上去都顯得十分地“毛左”。這份大字報在論述中共的“社會主義體系”時這樣說道:

“這種體系——即使我們也可承認我們具有某種體系的話,也絕不是異端於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外的東西,我們只不過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去對林彪體系影響、禍害所及的範圍作一番清理罷了。事實上我們還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段論述裏,“李一哲”認爲中共的“社會主義體系”當中存在着問題,而這些問題則被“李一哲”歸結爲“林彪體系影響、禍害及所及的範圍”。當時,象徵着林彪集團瓦解的“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了三年多,中共則在那一年展開了“批林批孔”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將一切想要抨擊的東西歸結爲“林彪體系”,無疑是一種安全的策略,“李一哲”就使用了這種策略。“李一哲”也在大字報裏認爲,事實上當時的中共還“遠沒有做到”對“林彪體系影響、禍害所及的範圍作一番清理”的程度。那麼,“李一哲”所定義的“林彪體系”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們接着看下去: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成政治和經濟特權,並無限地觸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爲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須要打倒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事,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羣衆,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羣衆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

在第一段裏面,“李一哲”指出,有一些領導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特權,並且通過“走後門”這樣的渠道庇護自身的家族、親友,形成了政治、經濟的世襲地位。爲了維護這樣的特權,他們不惜施加種種政治迫害。拋開這兩段文字中在當時的官樣“毛式”話語不談的話,這樣的話簡直就好像在描繪今天中共權貴家族的現狀。要知道,這樣的現象可不是像一些毛左說的那樣直到今天才有的。在毛時代,這樣的現象就已經是很常見的了。

除此之外,這份大字報也對1968年以後當局的大規模鎮壓進行了抨擊,認爲:“1968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並且表示,奉毛澤東思想爲教條是不可取的:“‘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成爲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任何一個大人物只要他宣佈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羣衆,便決不能成爲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這份大字報當中,還有一段關於“走後門”的論述十分值得玩味。那裏面這樣說道:

“爲甚麼我們要那麼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爲甚麼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偷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

想要讀懂這段話,我們需要對其中的一些歷史背景作一點交代。在19741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曾點名指責葉劍英走後門。同一天葉劍英向毛澤東寫信,反映了這一情況。215日,毛澤東回覆葉劍英:劍英同志: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着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

1974年初期正是“第二次文革”隨着“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而爆發的時候。江青等中共毛派在這場運動當中,藉着幹部集團中普遍存在的“走後門”問題,也就是憑藉特權庇廕家族、親友的問題展開了猛攻。儘管江青本人就是毛澤東的妻子,她自己能獲得高位靠的就是最大的“走後門”。至於毛澤東的女兒李訥、侄子毛遠新、表侄孫女王海容,也都一個個身居高位。可以說,在“走後門”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老幹部們只能說是彼此彼此。但江青點出的幹部們“走後門”的問題,也確實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但是,在1974—1976年的“第二次文革”當中,即將死去的毛澤東已經缺乏1966—1968年間的那種殺伐之氣,不願意再破壞“安定團結”,因此也就對幹部們的“走後門”不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乃至用“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進行迴護。因此,可以說“李一哲”大字報中提出的質問“爲甚麼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偷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實際上就是對毛澤東所講述的那種邏輯的質疑。

文革大字報。(來自維基百科)
文革大字報。(來自維基百科)

除此之外,“李一哲”大字報也點出了毛澤東的文革本身存在的內在矛盾,說道:

“一方面黨的一元化領導決不可動搖,一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一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當怎樣保護人民羣衆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對黨內走資派和錯誤路線鬥爭的權利呢?”

事實上,除了奉毛澤東爲聖人的毛派人士外,人們不難看出的一個基本常識問題就是:既然毛式文革一方面要求羣衆去造共產黨官僚的反,另一方面又強調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那麼這樣的所謂“造反”終究是被扣上了一個沉重的天花板,不可能達到真正的“造反”目的,只能演化成“幹部打羣衆”的局面。可以說,毛式文革本身就存在着足以否定自身的內在矛盾。“李一哲”在大字報中,把這一點點了出來。

那麼,究竟如何才能避免這種特權氾濫的局面呢?“李一哲”大字報點出瞭解決問題的藥方,那就是“民主”與“法制”。“李一哲”這樣說道:“應當保護人民羣衆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羣衆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一股逆流。”

(以上各段引文,見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收入夏洪收集、整理及錄入:《中國“文革”時期民間異議思想文獻選輯》)

 

三、除了“李一哲”外,那個年代還有許多“異端”

總的來看,“李一哲”大字報當然沒有完全跳出中共式的意識形態。例如在談到“法制”的時候,他們還要在“法制”前面加上“社會主義”這四個字。除此之外,在談論到中共體制內的問題時,他們也把問題的源頭一股腦地推到了已經成爲死老虎的林彪身上。不過,如果考慮到當時的總體政治環境,他們在那個時候也只能用這種話語體系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儘管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他們仍然帶着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鐐銬,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衝破了毛澤東給人們加上的思想緊箍咒。

那麼,“李一哲”究竟是誰呢?實際上,“李一哲”並不只是一個人,那份名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實際上有三個主要作者,分別是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高中生陳一陽和工人王希哲。“李一哲”這個名字,是從他們三個人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而形成的。很快,他們三個人的身份就被當局知道了,他們也遭到了廣東當局組織的官方批判。而關於他們之後的故事,我們會在之後的內容中有所交代。

通過“李一哲”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在思想的層面上,人們在那個時代絕不都是對毛澤東惟命是從的。在肅殺的氛圍之下,還活躍着多種多樣的被稱爲“異端”思想的思潮,以及各種各樣的民間思想家。他們中有的人與“李一哲”比起來,可以說更加尖銳。還有的人相比之下,則顯得更加現實主義。在下一講中,我們還會講另外的兩個例子,給大家展示那個年代種種所謂“異端”思想的複雜性。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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