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 第二十三講 紅色高棉與毛的追隨者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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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 第二十三講 紅色高棉與毛的追隨者 1976年2月,張春橋訪問柬埔寨時與波爾布特的合影。
(來自推特)

一、紅色高棉與張春橋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這一週,發生了一件相當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事情。9月22日,在柬埔寨的金邊,紅色高棉目前僅存的前領導人喬森潘被法庭以種族滅絕罪維持了無期徒刑的判決。現年91歲的他,曾經在2014年因爲在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後強制驅趕金邊居民下鄉,被以反人類罪判處終身監禁。而他被認定的反人類罪,則包括了謀殺、奴役、強迫婚姻、強姦、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等。

紅色高棉又被叫做“赤柬”,他們在1975—1979年間奪取了柬埔寨的政權,並犯下了令人髮指的反人類暴行。紅色高棉不但深受毛主義的影響,甚至還可以說是“青出於藍”。他們認爲,城市乃是滋生罪惡的溫牀,因此需要將城市裏的人口都驅趕到農村去。除此之外,他們還發動了極其狂熱的社會改造運動,試圖把柬埔寨打造成一個沒有階級、取消了社會分工的社會。因此,他們廢除了貨幣、禁止了宗教信仰、解散了家庭,甚至禁止知識和書籍的傳播,並重點屠殺擁有知識和一技之長的人。除此之外,紅色高棉也集斯大林和毛澤東之大成,發動了赤柬版本的大清洗和大躍進。如此一來,在紅色高棉種種瘋狂而殘忍的暴行下,數以百萬計的柬埔寨人或被屠殺、或化爲餓殍,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又一大批犧牲品。而針對他們犯下的這些暴行展開的清算,直到最近這一週纔算是告一段落:喬森潘在9月22日被維持無期徒刑原判,是審判紅色高棉罪行的特別法庭在解散前的最後一次宣判。

今時今日,紅色高棉的罪行可以說已經是人盡皆知了。然而,紅色高棉政權還有一個背景,還有不少人並不很清楚,那就是這個政權和毛派之間的關係。

2014年,柬埔寨推出了一部名爲《遺失的影片》的電影。這部電影當中,插入了紅色高棉時期的紀錄片鏡頭,其中出現了1976年2月張春橋祕密訪問柬埔寨的身影。在鏡頭當中,張春橋和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波爾布特親密無間,又是握手,又是一起舉杯歡慶。張春橋還曾這樣對波爾布特稱讚道:“柬埔寨的‘大躍進’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慶典。他告訴波爾布特:中國未能做到的純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識形態試驗場,訪問這裏是上課。”(見王友琴:《張春橋被“妖魔化”了嗎?》)

可以說,在紅色高棉犯下的罪行當中,當然也有毛澤東和張春橋作出的“重大貢獻”。事實上,就連紅色高棉的憲法,也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張春橋參與起草的。對於張春橋來說,柬埔寨可謂是一個真正實現了毛澤東思想的“聖地”,紅色高棉已經在那裏做到了張春橋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1976年2月,張春橋訪問柬埔寨時與波爾布特的合影。(來自推特)
1976年2月,張春橋訪問柬埔寨時與波爾布特的合影。(來自推特)

正如我此前所說的,我個人認爲,文革實際上有三個,也就是毛澤東及毛派和老幹部集團的爭鬥、社會上毛派人士與“五毛人士”的廝殺、以及民衆借中共內訌的機會展開的抗暴運動。作爲一個毛派干將以及紅色高棉反人類社會藍圖的極力推崇者,張春橋這樣的激進毛派對中共老幹部們的鬥爭可以說是“第一個文革”的一部分,屬於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內部鬥爭。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在文革當中,民間的激進造反派當中,事實上也出現了非常激進的主張。雖然這些人加入造反派的原因,乍一看上去似乎是有一定的反對中共官僚迫害的“合理性”。然而,他們當中的許多思潮實際上在極端程度方面並不亞於張春橋,甚至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在那個時代,所有民間的思想者在表達政治訴求的時候,都會使用毛主義的政治話語,而且我們也很難在民間的原教旨毛派與借中共內訌的機會抗暴的人士之間,劃出一條特別明確的界限。但是,這兩種思潮還是有所分別的。在討論文革歷史時,我們需要做的一點,是要對這兩種思潮,也就是第二個文革和第三個文革作出一定的區分。

我們就以文革中一個知名的激進“異端”組織爲題,談一談我們要講的東西吧。

二、“北決揚”:文革“異端”思想中的激進共產主義者

在湖北的文革歷史上,存在過一個大名鼎鼎的“異端”組織,名叫“北決揚”。所謂“北決揚”乃是一個簡稱,它的全稱非常的長,分成“北斗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簡稱“決派”)和《揚子江評論》這三個部分。而實際上,這三者只是同一個學生讀書組織的不同稱呼。事實上,“北決揚”的實際成員人數從來沒有達到三位數。不過,他們曾在湖北文革史上掀起過一場政治地震。

“北決揚”的成員曾在他們的刊物《揚子江評論》上發表過不少理論文章,闡述他們的政治理論。根據他們的主張,在“一月風暴”之後以“三結合”原則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實際上只是“臨時權力機構”。對此,他們稱之爲必須由“革命羣衆”消滅的對象。在他們的主張當中,如果要進行政治革命,就需要“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來建立公社政體。他們不但認爲康生、周恩來、張春橋等沒有被毛澤東打倒的中共高官,都成爲了“革命事業最重要的危險”,也認爲已經腐化的中國共產黨需要由新的政黨代替。除此之外,根據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廢除常規軍”的論述,他們提出了以“人民武裝”取代中共軍隊的主張。在“階級鬥爭”的層面,他們則認爲1949—1966年間存在着一個“官僚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革命派”則需要“聯合起來推翻這一階級”,從而實現“徹底讓工人得到解放”。

不過,和以上的這些論述比起來,“北決揚”還有一套關於農村問題的論述更爲值得人們注意。對於當時湖北農村中激進派的政治實踐,他們進行了大加讚賞。而這一實踐是什麼呢?它包括“耕牛集中、牲豬集中、匠人集中等強化集體經濟的工作”,“辦合作社,搞綜合廠”,甚至“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蓋起了平房便於管理,便於生產”。

而總的來說,“北決揚”的政治訴求乃是“推翻新型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重新分配財產和權力,建立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

(以上幾段對“北決揚”政治主張的闡述,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第七章《武漢“北、決、揚”:馬克思主義不同政見的深化》)

從這裏可以看出,“北決揚”的政治主張可以說是相當地激進,並且對加強農村經濟的集體化推崇有加。他們這種對於農村集體生產的熱切追求,更是令人不安想到了在那之後紅色高棉的一些做法。要知道,紅色高棉的做法,正是張春橋所說的“中國未能做到的純化和清洗”。而這一在張春橋看來中國“本應該做到的”那種“純化和清洗”如果追蹤到源頭,正是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寫下的那篇《五七指示》中所描繪的社會藍圖。在這裏,我們需要再回顧一下毛澤東在他的《五七指示》裏面說了些什麼。

在《五七指示》當中,毛澤東曾經提出過一個人的社會分工模糊化並趨於消亡的社會藍圖。在這個社會藍圖裏面,軍民要“永遠打成一片”,軍人的“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除此之外,工人、農民、學生、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變成這個樣子,比如說工人要“以工爲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學生“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而在文革開始以後,社會上則出現了一段描繪所謂“新型勞動者”的話,叫做“扛起鋤頭會種田,拿起工具能做工,抓起筆桿會寫文章”。在這個社會中,除了作爲“老大哥”的毛澤東比其他人要“更平等”外,所有人看上去都十分地“平等”。而在紅色高棉的統治之下,正是這樣一種社會:被取消了社會分工的人們,在農村進行着無休止的集體勞動。而在這些看上去十分平等的人們之上,則有一個柬埔寨語叫做“安卡”的“老大哥”。所謂“安卡”,也就是“組織”的意思。在這個組織之下,人們不但沒有自己的財產,甚至沒有自己真正的意志,每個人都成爲了集體的一部分。在“安卡”的“關懷照料”下,人們據說推翻了舊有的“壓迫者”,變得前所未有地平等。但實際上,人們只是平等地一同走向餓死、走向毀滅。

三、“第二個文革”:民間的激進共產主義思潮

如今的我們在回頭分析“北決揚”的思想時,需要知道的是,他們乃是一個成員從未達到三位數的激進學生組織。因此,也不能說他們真的有紅色高棉那樣的能力,能夠真的建立出一個經過“純化和清洗”的社會。然而,他們所描繪的那種社會藍圖如果果然成真,那麼它出現的結果恐怕並不會是什麼理想社會。從1968年春夏開始,“北決揚”遭到了當局的殘酷鎮壓,而且當局的這種鎮壓行動迅速擴大成了一場大量羅織無辜者的清洗行動,將數以萬計的人定爲“北決揚”。當局的這種大規模鎮壓行動,從任何意義上來講當然都是殘酷和應當被抨擊的。但是,也不能非黑即白地、簡單地將“抗暴”的標籤貼在“北決揚”的核心成員身上。他們與當局的矛盾,可以說展示了“第二個文革”的特點,即民間毛派人士與當局及其支持者的鬥爭。這種鬥爭的雙方,都是共產主義體制的強烈擁護者。

事實上,在文革的“異端”思想當中,“北決揚”這樣的激進共產主義者並不是個例。在他們之外,還有一批持有相似觀點的人,比如上海的全向東、湖南“省無聯”的楊小凱等等。畢竟,在那個年代,直接走向抨擊毛澤東及整套中共體制的人並不是那麼常見。不過,儘管“北決揚”提出了激進的共產主義主張,看上去並不反對毛式的共產主義,但他們還是遭到了毛澤東及幹部集團的一致鎮壓。這是因爲,毛澤東雖然號召青年學生們起來造幹部的反,卻並沒有允許他們發出與他的所謂“偉大戰略部署”不一樣的聲音。如果有人違背了他的“戰略部署”,那麼這樣的人無論是不是忠誠的毛主義信奉者,都會變成他的打擊對象。雖然“北決揚”以原教旨的毛主義者的身份發表着自身的觀點,但他們與文革時的官方論述有所差異的立場,還是足夠引起毛澤東本人的忌憚。

那麼,值得追問的問題就是,這些被毛澤東聯合幹部們鎮壓的激進共產主義者當中,是否有人從此覺醒,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條路,也就是從我們反覆講過的“第二個文革”走向了“第三個文革”,乃至走出文革呢?這樣的情況,當然是存在的。在下一講當中,我們就會以楊小凱的生平和思想爲例子,講一講他的故事,和在他的故事中所反映的歷史現象。

感謝大家,我們這周就到這裏,下週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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