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一百講　工總司的成立（一）

上海一家機械工具廠的工人集體學習毛語錄。攝於1967年9月26日。

一、“上海工人造反派經驗交流大會”召開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在1966年11月，北京造反派紅衛兵在上海設立的“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召開了一場“上海工人造反派經驗交流大會”。這場大會上會集了上海工人當中的各路“反王”，這些人將在此後文革的歷史進展當中，成爲風雲際會的人物。在這一講中，我們就要介紹一下這場對文革歷史進程至關重要的大會。

這場會議的舉行日期，是1966年11月6日，地點位於上海靜安區愚園路311號。這是一棟帶着花園的小洋房，被“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佔據了。對於當時的上海造反派來說，這個聯絡站是個很重要的地方，因爲北京的紅三司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所謂“口含天憲”的造反派。因此它在上海設立了聯絡站之後，不少受到壓制的上海學生、工人造反派紛紛來到聯絡站，試圖與紅三司建立聯繫。在這場會議召開的當天，有來自十七家工廠的三十多名代表來到紅三司駐滬聯絡站參加了會議，主持會議的人是來自北京的中國中央美術學院學生紅衛兵包炮。

包炮原名包常甲，包炮這個名字是他響應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取的。在文革史學者金大陸、李遜、金光耀對包炮的訪談中，包炮回憶說：“當時，我們在聯絡站每天接待很多紅衛兵，他們對我們北京來的紅衛兵比較信任，就來我們這裏上訪，我接待的最重要、最典型的代表的就是以上這幾個人。他們提出要到北京去，我就說：‘你們不要去北京上訪了，我們就地鬧革命。’接待了這麼多上海的工人來訪之後，我認爲要把工人組織起來，並準備開一個籌備會議。這我跟江濤講過的，江濤不同意。準備開會時，不止是鐵路局裝卸機械廠的人，還包括王洪文，王洪文是黃金海通知他的。”

包炮這段回憶中提到的王洪文、黃金海，都是後來上海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包炮也在訪談中講述了11月6日那天開會的情況，說道：

“那天的會是在愚園路311號北京紅衛兵接待站開的，鐵路局裝卸機械修配廠的工人最多。那天王洪文、潘國平他們都在。當時會議由我主持。會議的過程是我先念語錄，接着報出身，大家都報出身。我說：‘學生運動起來了，工人運動也該起來，我們不要上訪去了，我們就地鬧革命，成立一個組織。’基本上就是這樣展開會議的。選舉的時候大家報成份，這個大主意我是拿了。爲什麼，因爲我是大學生，另外一個就是那時除了工人就是學生，即使有，那學生也是年輕的。當時‘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時候要報出身。當時條件最好的就是潘國平，既是復員大兵又年輕。另外王洪文是復員軍人，黨員，扛過槍，參加過抗美援朝，又當保衛科幹部，年齡比較大。所以那天的傾向性，我覺得應選王洪文當工總司的頭。因爲這個會是我拉起來的，我總要找一個可靠一點的。”

這樣，來自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保衛幹事王洪文就被包炮選爲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的頭號領導。而在這之後，他和包炮在訪談中提到的潘國平、黃金海將產生種種複雜的糾葛。在此，需要先對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三個人進行一番介紹。

 

二、黃金海的文革造反之路

黃金海祖籍江蘇鎮江，生於上海，是國棉三十一廠工人，在文革開始時31歲。在文革前夕，黃金海是個工作相當積極的工人，他所帶領的車牀小組每個月都超額生產超過20%，這使他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被評爲了“上海市五好工人”。在1966年3日，黃金海被其所在工廠的中共黨支部大會批准加入了中共黨組織，但廠的黨委還沒來得及批准，文革就開始了，因此他的此次入黨沒有生效。

在1966年6月25日這天，黃金海在他所在的工廠貼出了一份大字報，內容是批評車間黨總支部的一些幹部在進行政治學習時閒聊，要求這些幹部和工人們一起學習——在大字報中，他特意用了“下來”這個詞要求幹部們和工人一同學習。這份大字報很快就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麻煩。當天晚上，國棉三十一廠裏出現了一些針對黃金海的大字報，題目相當帶有火藥味，包括《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黃金海揪出來示衆！》《“下來”就是要黨下臺！》。該廠的中共黨總支部還上綱上線地把黃金海的大字報和1957年反右聯繫在一起，說“下來”這個詞屬於“右派向党進攻的黑話”。到了第二天，在國棉三十一廠中共黨總支的佈置下，針對黃金海的批判進一步升級，工人們寫出了上百張針對他的大字報，甚至挖出了他的父親曾經吸鴉片的歷史。

在中共廠黨總支的圍攻下，本來是“五好工人”的黃金海一下子被打入另冊，他的妻子在家中因爲擔憂掉眼淚，平時和他在食堂同桌喫飯的同事也都對他避而遠之。憤怒的黃金海去了上海市委告狀，但沒有下文。於是，他就在8月初和車間裏一些觀點相同的工人組成了一個名叫“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隊”的組織，成爲了一路“反王”。

 

三、潘國平的文革造反之路

另一個“反王”潘國平是上海人，也是上海玻璃機械廠的工人，在文革開始時是個20歲的青年，並非中共黨員。他此前曾參過軍，在1964年10月退伍後被分配到這座工廠。此人很有文藝細胞，喜歡畫畫、唱歌、評彈、話劇，在進廠後被廠黨委調到了廠工會，負責發戲票、出黑板報，這令潘國平對廠黨委很是感激。如果按照常見的情況，潘國平本來應該是一個標準的保派工人。然而，所謂“人的命運就不可以預料，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文革前夕四清運動的爆發開啓了潘國平的“瘋狂宇宙”。當時，四清工作隊對潘國平所在工廠的幹部們進行了大清洗，甚至連科室和車間的幹部都難逃一劫。對廠黨委很感激的潘國平因此非常不滿，在文革開始後不久的1966年6月上旬貼出了針對四清工作隊的大字報，表示工作隊這樣大規模打擊幹部是爲了包庇真正的所謂“牛鬼蛇神”。根據潘國平在一次訪談中所說，當時工作隊對他的打擊力度很強。他在這次訪談當中詳細講述了他被工作隊慘整，以及變成造反派的經過，說道：

“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我覺得這是對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寫了揭發工作隊整羣衆的大字報在工廠裏張貼。這樣，工作隊就對我組織圍攻，扣發工資，還整理了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送到我們廠所在的楊浦區公安分局，還好公安局沒有收下我。這個時候，從北京陸續傳來各種消息，一直到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都說明我與工作隊的鬥爭是正確的。我也就從本來是一個保工廠裏的領導幹部的“保皇派”變成了造工作隊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在這之後，潘國平得到了從北京南下的紅衛兵的幫助，這些紅衛兵將他的“反王”之路向前很大地推動了一步。他在訪談中這樣回憶道：“‘八一八’之後，北京的紅衛兵紛紛南下上海‘點火’，我在街頭辯論會上與他們有了接觸，他們也對我的行動表示支持。九月份我被工作隊困在廠裏，曾經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的幫助下逃離工廠，到北京‘告狀’。回來之後，廠裏一部分工人組織‘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我擔任了隊委，這就是我們工廠的‘造反隊’。”

事實上，在由包炮主持、在1966年11月6日舉行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經驗交流大會”上，潘國平的表現是非常活躍的。根據包炮在訪談中的回憶，雖然他在這場大會上選了王洪文當了工總司的頭，但當天會議上表現最好的人並不是王洪文，而是潘國平。包炮說道：

“從工總司籌備的那天晚上到後來權利之爭就沒有停過。矛盾最大的就是潘國平和王洪文，當時沒有表現出來，表現出來是在後來。但是，當時表現得最好的應該是潘國平，在籌備會上，成立大會上站出來敢說話，而且會說話，頭腦清楚……籌備會那天選王洪文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年齡、出身、經歷，沒有其他的。”

關於潘國平和王洪文的種種恩恩怨怨，在這裏我們先按下不表。與黃金海和潘國平比起來，王洪文在文革歷史上是一個更爲“大牌”的人物，值得進行非常詳細的介紹。由於時間關係，今天我們的這一講就先不談他了。在此，需要總結一下黃金海和潘國平的故事中反映出的問題。黃金海變成“反王”之路，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標準的造反派工人組織領導模型——此人得罪了本廠的黨委，也就是文革中所說的“當權派”，因此一下子就從“五好工人”變成了被政治迫害的對象，因此被逼上了“梁山”。潘國平的經歷相對來說沒有那麼“標準”，因爲他本來是站在本廠黨委一邊的人，按照一般情況來說，這種人通常會是保派。然而，由於文革前夕的四清運動將他所在廠的黨委進行了大清洗，四清工作隊實際上成了廠裏的“當權派”，潘國平則從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變成了政治利益受損者，遂因此變成了另一路“反王”。總之，他們造反的原因，都帶有一種“官逼民反”的特色。不過，王洪文的文革造反之路則更爲複雜，與他所在的國棉十七廠內部複雜而激烈的人事鬥爭高度相關。這一問題，就是我們下一講會講述的內容。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