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第一百零一讲　工总司的成立（二）

一、王洪文的早年经历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讲述了黄金海和潘国平两人是怎么走上文革造反之路的，在这一讲中，我们则要讲一个重量级大人物的故事，也就是王洪文。

在后文革时代，王洪文一直是一个话题性很强的人物。在今天，他甚至成为了一种网络亚文化符号，被一些毛派人士乃至非毛派人士称为“小王”，带着或对他喜爱（毛派人士的态度）、或对他戏谑（非毛派人士）的态度，制作各种卡通化的王洪文主题图片。他在怀仁堂之变中对华国锋、叶剑英的那句“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也成为了网络亚文化当中的一个知名“梗”。然而，在一片充满网络娱乐气氛的亚文化中，实际上人们对王洪文的真实历史关注得不多。这一讲，我们就要看一看王洪文的早年经历。

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生于1935年，按照毛时代的政治身份划分属于“贫农”，是个所谓的“红五类”。1950年的时候，王洪文加入了中共军队第27军第80师，其后参加了朝鲜战争，在部队中当到了师部通信科的班长级通信员，也在军乐队吹过黑管。除此之外，王洪文也会拉手风琴（虽然拉得不怎么样）、吹口琴，有一定的艺术细胞。1951年6月，王洪文正式成为了中共党员。1952年，他随部队离开朝鲜，移驻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他进入了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在同一年以副排级预备役少尉的军衔退役，被安排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王洪文小时候短暂地上过私塾。在加入部队和进入国棉十七厂后，他为了加强自己的文化一直学习，最后在夜校读到了初中，并在上海的夜校中认识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与她谈起了恋爱、结成了夫妇。在国棉十七厂，王洪文本来是做工人，后来被调到了保卫科，于1960年7月成为该厂保卫科的保卫员，从此有了干部编制，在文革前夕有64块的月薪和每月4.5元的奖金——在当时，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1960年9月，由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蔓延，上海国棉十七厂难以维持原有规模，将一部分干部调往崇明岛参加围垦工作，王洪文也参加了这次围垦，直到饥荒缓解后的1962年12月才回到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干事。王洪文平日里喜欢拿着小口径步枪打猎，在崇明岛经常猎鸟、抓鱼、抓螃蟹。按照后来的一些说法，王洪文干活并不卖力，他是个心思活络、有不少自己想法的人，比如，他在1960年的时候曾评价大跃进，说“我东北老家没有吃的，安徽饿死几万人。我们工人应该在厂里做工，怎么到崇明去围垦。”此外，他还评价说“天灾？我看是人祸！”实际上，王洪文在工厂的时候实际上也并不“安分”，本来想当技术工，在当了技术工之后又想吃“政治饭”，后来如愿以偿地进入保卫科当了干部。在崇明，王洪文则是“干活磨洋工，打鸟、抓鱼、钓蟹是英雄”。王洪文平日里也很喜欢看书，经常阅读毛泽东给干部们推荐的书籍、阅读报刊，甚至还收听当时被称为“敌台”的自由世界广播。总而言之，王洪文并非一个完全“听党话、跟党走”的“无脑小粉红”，而是颇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想法，有想当干部的人生规划。在工人当中，王洪文是个颇有威信的人物，曾被他的同事和妻子评价为讲义气和“爱管闲事”，也就是喜欢打抱不平。他的这些特点，为他后来成为一路“反王”奠定了充足的基础。

二、文革前夕国棉十七厂的政治山头

在文革前夕，国棉十七厂内部存在着自己的政治山头，当时该厂有两个副厂长分别叫张元启、张鹤鸣，其中张元启是来自山东的干部，分管着保卫科，他在做报告时讲着上海本地工人听不懂的山东话，因此被本地工人们疏远。张鹤鸣则分管生产，出自中共的上海地下党，会说上海话，和本地工人们关系好。

而另一方面，张元启的资格比张鹤鸣要老，非常看不惯担任中共厂党委副书记、主管工厂工作的张鹤鸣。当时，张元启、张鹤鸣两人在并列担任着副厂长，但张元启又想当正厂长，因此和张鹤鸣发生了矛盾，两人的关系恶劣到了张鹤鸣不去张元启分管的保卫科的地步。而与张元启同为北方人、又在保卫科担任干部的王洪文，自然就成为了张元启山头的人。

另一方面，在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期间，有人曾向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揭发，说王洪文的衬衫是用从工厂里偷的花布做的，还说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子时从工厂里偷了材料，甚至顺走过公家的木料和接待外宾时的香烟。这些情况，令王洪文对当时的整个中共干部体制相当之不满。随着文革开始，他的这种不满伴随着国棉十七厂中的山头政治，以及他平时喜欢读书、读报刊的习惯带来的敏锐政治判断力，一同使他走上了“反王”之路。

三、王洪文的初步“造反”

1966年6月12日上午10时，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的医务室旁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抨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厂党委书记张鹤鸣，题目叫做《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在大字报上征集到了七个人的签名。在这篇大字报中，王洪文攻击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在平日里，张鹤鸣在工厂管理层中会任用当时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员，也就是中共建政前的工厂人员，这一点就成了他被王洪文抓住的“小辫子”，使他被王洪文攻击为“不抓阶级斗争”。

不过，王洪文向张鹤鸣贴出这份大字报的背后，其实另有一番奥秘。根据王洪文第一张大字报的签字者之一唐文兰的说法，相关情况是这样的：

“王洪文为什么要反张鹤鸣？这是因为当时厂党委规定批判八个人，这八个人有的有政历问题，有的在当时看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厂党委不许超出这个范围批判别人。王洪文认为这是划圈圈、定调子，所以就贴了张鹤鸣的大字报。另一个副厂长张元启提出，对别的有问题的厂领导也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当时也认为厂党委领导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却不允许揭发，揭发了就说你反党，这样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观点。”

由此可见，在文革刚一开始的时候，张鹤鸣作为厂里主管工作的所谓“当权派”，让厂党委采取了干部们常用的“弃保战术”，抛出了八个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或“反动学术权威”作为替死鬼，试图由此控制住运动的方向，避免批判蔓延到厂党委身上。而与张鹤鸣是死对头的副厂长张元启遂与王洪文合流，召集观点相同的人手向张鹤鸣及厂党委放出了第一炮。

很快，厂党委方面就对王洪文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根据王洪文后来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销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里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所写的第二张大字报于6月18日贴出，题目叫做《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他所说的厂委副书记去敲门找他、与他发生冲突一事，则发生在6月19日。从王洪文的说法可以看出，当时国棉十七厂的中共党委颇有能量，张鹤鸣对王洪文贴大字报反对他们的行为反映十分猛烈。另一方面能看出的是，当时厂党委的“弃保战术”和王洪文的大字报，分别在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厂党委任用“有历史问题”、“出身不好”的人这件事，双方虽然在工厂内的政治派系、立场不同，但他们使用的毛式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一模一样的。为了攻击厂党委，王洪文揪住的最主要的“小辫子”不是厂党委“压制群众”，而是厂党委“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够紧。

总之，经过这番冲突之后，王洪文与厂党委的关系变得相当之恶劣。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派出的工作队进驻了国棉十七厂。这一工作队在入厂后支持了王洪文的大字报，对张鹤鸣展开了批判。在这一时期，王洪文一派的“造反”力量迅速上升，贴出了大量大字报。从7月7日到7月19日，国棉十七厂中贴出的大字报竟有7525张之多。不过，形势随即又发生了变化，那个支持他们的工作队很快就被撤走了。7月20日，上海市委派出的一支约有150人的工作队进驻了国棉十七厂，其领队人物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这支上海市委工作队的进驻，将在国棉十七厂掀起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引爆更为剧烈的冲突。而这些情况，就是我们在下一讲当中会讲到的内容了。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