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一百零一講　工總司的成立（二）

王洪文攝於1976年1月1日

一、王洪文的早年經歷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講述了黃金海和潘國平兩人是怎麼走上文革造反之路的，在這一講中，我們則要講一個重量級大人物的故事，也就是王洪文。

在後文革時代，王洪文一直是一個話題性很強的人物。在今天，他甚至成爲了一種網絡亞文化符號，被一些毛派人士乃至非毛派人士稱爲“小王”，帶着或對他喜愛（毛派人士的態度）、或對他戲謔（非毛派人士）的態度，製作各種卡通化的王洪文主題圖片。他在懷仁堂之變中對華國鋒、葉劍英的那句“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幹什麼”，也成爲了網絡亞文化當中的一個知名“梗”。然而，在一片充滿網絡娛樂氣氛的亞文化中，實際上人們對王洪文的真實歷史關注得不多。這一講，我們就要看一看王洪文的早年經歷。

王洪文是吉林長春人，生於1935年，按照毛時代的政治身份劃分屬於“貧農”，是個所謂的“紅五類”。1950年的時候，王洪文加入了中共軍隊第27軍第80師，其後參加了朝鮮戰爭，在部隊中當到了師部通信科的班長級通信員，也在軍樂隊吹過黑管。除此之外，王洪文也會拉手風琴（雖然拉得不怎麼樣）、吹口琴，有一定的藝術細胞。1951年6月，王洪文正式成爲了中共黨員。1952年，他隨部隊離開朝鮮，移駐江蘇省無錫市。1956年，他進入了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在同一年以副排級預備役少尉的軍銜退役，被安排到了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作。

王洪文小時候短暫地上過私塾。在加入部隊和進入國棉十七廠後，他爲了加強自己的文化一直學習，最後在夜校讀到了初中，並在上海的夜校中認識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與她談起了戀愛、結成了夫婦。在國棉十七廠，王洪文本來是做工人，後來被調到了保衛科，於1960年7月成爲該廠保衛科的保衛員，從此有了幹部編制，在文革前夕有64塊的月薪和每月4.5元的獎金——在當時，這是一筆不錯的收入。

1960年9月，由於大躍進造成的饑荒蔓延，上海國棉十七廠難以維持原有規模，將一部分幹部調往崇明島參加圍墾工作，王洪文也參加了這次圍墾，直到饑荒緩解後的1962年12月纔回到國棉十七廠擔任保衛幹事。王洪文平日裏喜歡拿着小口徑步槍打獵，在崇明島經常獵鳥、抓魚、抓螃蟹。按照後來的一些說法，王洪文幹活並不賣力，他是個心思活絡、有不少自己想法的人，比如，他在1960年的時候曾評價大躍進，說“我東北老家沒有喫的，安徽餓死幾萬人。我們工人應該在廠裏做工，怎麼到崇明去圍墾。”此外，他還評價說“天災？我看是人禍！”實際上，王洪文在工廠的時候實際上也並不“安分”，本來想當技術工，在當了技術工之後又想喫“政治飯”，後來如願以償地進入保衛科當了幹部。在崇明，王洪文則是“幹活磨洋工，打鳥、抓魚、釣蟹是英雄”。王洪文平日裏也很喜歡看書，經常閱讀毛澤東給幹部們推薦的書籍、閱讀報刊，甚至還收聽當時被稱爲“敵臺”的自由世界廣播。總而言之，王洪文並非一個完全“聽黨話、跟黨走”的“無腦小粉紅”，而是頗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觀和想法，有想當幹部的人生規劃。在工人當中，王洪文是個頗有威信的人物，曾被他的同事和妻子評價爲講義氣和“愛管閒事”，也就是喜歡打抱不平。他的這些特點，爲他後來成爲一路“反王”奠定了充足的基礎。

 

二、文革前夕國棉十七廠的政治山頭

在文革前夕，國棉十七廠內部存在着自己的政治山頭，當時該廠有兩個副廠長分別叫張元啓、張鶴鳴，其中張元啓是來自山東的幹部，分管着保衛科，他在做報告時講着上海本地工人聽不懂的山東話，因此被本地工人們疏遠。張鶴鳴則分管生產，出自中共的上海地下黨，會說上海話，和本地工人們關係好。

而另一方面，張元啓的資格比張鶴鳴要老，非常看不慣擔任中共廠黨委副書記、主管工廠工作的張鶴鳴。當時，張元啓、張鶴鳴兩人在並列擔任着副廠長，但張元啓又想當正廠長，因此和張鶴鳴發生了矛盾，兩人的關係惡劣到了張鶴鳴不去張元啓分管的保衛科的地步。而與張元啓同爲北方人、又在保衛科擔任幹部的王洪文，自然就成爲了張元啓山頭的人。

另一方面，在文革前夕的四清運動期間，有人曾向進駐國棉十七廠的工作隊揭發，說王洪文的襯衫是用從工廠裏偷的花布做的，還說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子時從工廠裏偷了材料，甚至順走過公家的木料和接待外賓時的香菸。這些情況，令王洪文對當時的整個中共幹部體制相當之不滿。隨着文革開始，他的這種不滿伴隨着國棉十七廠中的山頭政治，以及他平時喜歡讀書、讀報刊的習慣帶來的敏銳政治判斷力，一同使他走上了“反王”之路。

 

三、王洪文的初步“造反”

1966年6月12日上午10時，王洪文在國棉十七廠的醫務室旁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抨擊的目標直接對準廠黨委書記張鶴鳴，題目叫做《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在大字報上徵集到了七個人的簽名。在這篇大字報中，王洪文攻擊廠黨委“不抓階級鬥爭”，“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把羣衆意見當耳邊風”。在平日裏，張鶴鳴在工廠管理層中會任用當時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員，也就是中共建政前的工廠人員，這一點就成了他被王洪文抓住的“小辮子”，使他被王洪文攻擊爲“不抓階級鬥爭”。

不過，王洪文向張鶴鳴貼出這份大字報的背後，其實另有一番奧祕。根據王洪文第一張大字報的簽字者之一唐文蘭的說法，相關情況是這樣的：

“王洪文爲什麼要反張鶴鳴？這是因爲當時廠黨委規定批判八個人，這八個人有的有政歷問題，有的在當時看是反動學術權威。但是廠黨委不許超出這個範圍批判別人。王洪文認爲這是劃圈圈、定調子，所以就貼了張鶴鳴的大字報。另一個副廠長張元啓提出，對別的有問題的廠領導也可以貼大字報。我們當時也認爲廠黨委領導自己也有很多問題，卻不允許揭發，揭發了就說你反黨，這樣做其實就是保護他們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觀點。”

由此可見，在文革剛一開始的時候，張鶴鳴作爲廠裏主管工作的所謂“當權派”，讓廠黨委採取了幹部們常用的“棄保戰術”，拋出了八個有所謂“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或“反動學術權威”作爲替死鬼，試圖由此控制住運動的方向，避免批判蔓延到廠黨委身上。而與張鶴鳴是死對頭的副廠長張元啓遂與王洪文合流，召集觀點相同的人手向張鶴鳴及廠黨委放出了第一炮。

很快，廠黨委方面就對王洪文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擊。根據王洪文後來的說法，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認爲廠黨委執行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我當時在保衛科工作，有兩個人，應定爲反革命，廠黨委未表態。我在第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上，點了兩個人，黨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寫了第二張大字報，點了三個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張大字報貼出後，羣衆不滿，說我罵廠黨委，是野心家，陰謀家，全廠寫了六千多張大字報。

“寫第一張大字報後，廠黨委和我有對立情緒。有一天，我在屋裏寫大字報，別人把門倒銷上，黨委副書記來敲門，問有沒有人，我心裏想，你們還派人監視我，我不吭聲。書記覺得屋裏有人，叫了武裝部長帶十多人到保衛科搜查，我就火了，罵了黨委書記。”

王洪文所寫的第二張大字報於6月18日貼出，題目叫做《再揭廠黨委修正主義幹部路線！》。他所說的廠委副書記去敲門找他、與他發生衝突一事，則發生在6月19日。從王洪文的說法可以看出，當時國棉十七廠的中共黨委頗有能量，張鶴鳴對王洪文貼大字報反對他們的行爲反映十分猛烈。另一方面能看出的是，當時廠黨委的“棄保戰術”和王洪文的大字報，分別在將攻擊的矛頭對準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以及廠黨委任用“有歷史問題”、“出身不好”的人這件事，雙方雖然在工廠內的政治派系、立場不同，但他們使用的毛式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是一模一樣的。爲了攻擊廠黨委，王洪文揪住的最主要的“小辮子”不是廠黨委“壓制羣衆”，而是廠黨委“階級鬥爭”的弦繃得不夠緊。

總之，經過這番衝突之後，王洪文與廠黨委的關係變得相當之惡劣。6月20日，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派出的工作隊進駐了國棉十七廠。這一工作隊在入廠後支持了王洪文的大字報，對張鶴鳴展開了批判。在這一時期，王洪文一派的“造反”力量迅速上升，貼出了大量大字報。從7月7日到7月19日，國棉十七廠中貼出的大字報竟有7525張之多。不過，形勢隨即又發生了變化，那個支持他們的工作隊很快就被撤走了。7月20日，上海市委派出的一支約有150人的工作隊進駐了國棉十七廠，其領隊人物是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施惠珍。這支上海市委工作隊的進駐，將在國棉十七廠掀起更大規模的政治風暴，引爆更爲劇烈的衝突。而這些情況，就是我們在下一講當中會講到的內容了。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