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一百零三講 工總司的成立(四)
一、毛澤東決定在工礦企業展開文革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在1966年10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國棉十七廠中,貼出了反對駐廠市委工作隊的大字報,這使王洪文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動,王洪文甚至一度被工廠中支持工作隊的一派圍困。爲了給自己找到一條出路,王洪文便決定和反工作隊的工人們去北京找中共中央告狀。
在當時的北京,文革的局勢正變得迅速激烈化:一方面,毛澤東發動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否定了官二代老紅衛兵;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正在大規模接見紅衛兵,北京城裏到處都是參加大串聯的人們,充斥着一派狂熱的“革命氣氛”。
對王洪文來說,一件更爲重要的事情是,此時毛澤東做出了一條重要的決策,那就是決定在工礦企業中也展開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了各省市及各部委主要負責人蔘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場會議的目的是和這些人“統一思想”,讓這些人都支持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然而,這場原定只開三天的會議卻開了足足二十天,直到10月28日才告結束。這是因爲當時除了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勳和山西省委書記劉格平之外,各省委書記大都是一副不怎麼合作的態度,許多地方都發生了當局調動工人、農民圍攻學生紅衛兵的事情。於是,在毛澤東的壓力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作了公開的檢討,毛澤東則在會議上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敲打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和陶鑄(關於陶鑄的浮沉,我們在之後的內容中會進行詳細解說)和各省市領導人還在沿襲着過去的“老一套”。毛派核心人物陳伯達則做了一篇態度強硬的長篇報告,名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在這次會議之後,毛澤東決定將文革運動從工廠擴散到工礦企業中去。
當時,上海的主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剛做了鼻癌手術,正在身體恢復中,在上海主持一線工作的人是市長曹荻秋。此前,調集工人對付衝擊上海市委的北京紅衛兵這一決策,是由曹荻秋在前臺決策的,而曹荻秋在做這類事情之前會對陳丕顯彙報。爲了拉攏陳丕顯,江青特意請拖着病軀到北京參加這次會議的陳丕顯喫了兩次飯,表示希望陳丕顯站出來,還說她和張春橋願意做陳丕顯的“顧問”,讓陳丕顯對“年輕人”們要“順着點”,也就是暗示陳丕顯支持造反派,並表示學生到工廠的串聯,中共中央是禁止不住的。然而在這兩次飯局上,陳丕顯擺出了一種消極的態度,在江青說這些話的時候默不作聲,不與江青繼續這種對話。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派陡然加強了對上海市委的進攻態度。
就在北京的政治局勢進行着上述的風雲變幻之時,王洪文所帶的上訪隊伍來到了北京。根據王洪文自己的回憶,在這次上訪期間,他們所做的事情是:上訪期間,我們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到北京大學、國棉3廠等很多地方,把當時中央領導人講話抄了不少,有陳伯達、江青、關鋒、王力、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講話……這些對我影響很大……回上海,廠黨委已經靠邊站,全廠工作由工作組領導,我對工作組的情緒更厲害了……我對人說,在北京,工作組已經被扔進歷史垃圾箱,可是,在我們廠,還是工作組的天下。”(轉引自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I》第六章,頁210)
二、國棉十七廠工作隊的垮臺
在王洪文一行前往北京進行上訪的時候,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局勢也發生了變化。廠內的人們根據對駐廠的市委工作組的態度,正式分裂成了反工作隊的“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簡稱“永忠”,以及擁護工作組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到了國棉十七廠,將北京的最新情況傳到了廠內,使“永忠”一派聲勢大振。10月26日,在王洪文的指揮下,“永忠”查封了工作隊辦公室中工作隊成員的抽屜。11月1日,“永忠”貼出了題爲《工作隊十大罪狀》的大字報。11月4日,永忠佔領了國棉十七廠的廣播電臺。11月6日,“永忠”衝進了駐廠工作隊負責人施惠珍的辦公室,對她展開批鬥,勒令她第二天向全廠做檢查。
這樣,工作隊在國棉十七廠宣告垮臺,王洪文在廠內的老對頭、中共廠黨委副書記張鶴鳴也遭到了批鬥。根據王洪文一派的工人唐文蘭的回憶,國棉十七廠的批鬥屬於非暴力的“文鬥”,唐文蘭說:“我們廠從沒有武鬥過。開批鬥大會,也從來不給批判對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對張鶴鳴,也只是叫他站着聽批判,沒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後來,幹部們絕大多數都解放,擔任各級革委會負責人,除了少數有政歷問題的幹部掛着。”然而,根據施惠珍的回憶,這些批鬥活動沒有那麼“文明”,她說:“我在國棉十七廠挨批鬥時,讓我坐‘噴氣式’,挨鬥時經常被這人踢一下,那人打一拳。批鬥我時,王洪文都不出面。剛開始批鬥我時,好像是讓我坐着接受批判,但後來的幾次,根本就像是鬥敵人。”(轉引自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I》第六章,頁214-215)
三、工總司的最初行動
無論真實情況如何,總之國棉十七廠的市委工作隊算是倒臺了,而王洪文的下一步行動就是衝殺出廠,與全上海的造反派展開串聯。11月6日,在施惠珍遭到批鬥的同一天,王洪文來到了北京紅三司的駐滬聯絡站,參加了那場由來自十七座工廠的三十多個造反派頭頭出席的會議。如前所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組織工總司,它的全稱是“上海工人造反革命總司令部”。王洪文因爲他參過軍、正在做保衛科幹部、又是中共黨員,在當時的政治觀念中被認爲在政治方面“可靠”,因此被北京紅衛兵包炮選爲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的主要負責人—— 在當時,像王洪文這樣身份背景的人,一般都作爲既得利益者參加了保派,因此造反派方面也需要推出所謂在政治上“可靠”的人作爲頭面人物。
工總司在11月6日的會議上宣告成立後,就在當晚展開了他們最初的“革命行動”。當時,爲了製作工總司的袖標,參會的人們開着一輛大卡車前往布店蒐集紅布,在半路上卡車需要加油,就開進一間加油站加油。當時,給車輛加油需要提供油票,他們就在加完油後給油站工作人員寫了一張條子說“上海市委加油100公升”,留下了一句“向曹荻秋去要”後揚長而去。接着,他們在深夜時分來到了位於上海八仙橋的協大祥綢布商店和棉布批發站,直接強行索要了許多紅布——當然,後來工總司有了錢之後補交了錢,但這是後話了。總之,工總司的首次“革命行動”,便是它成立當晚的搶汽油和搶紅布行動。
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工總司進行了第二次“革命行動”,派出了40多人前往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前去搶奪廠檔案室裏的“黑材料”。這是因爲工總司發起人之一謝鵬飛是該廠的工人,曾被中共廠黨支部和駐廠工作隊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因此和一批造反派工人遭到黨委和工作隊主持的批鬥會針對,被人使用木棍、皮帶、鋼絲毒打,並被長時間罰跪、遭到囚禁。謝鵬飛是在被囚禁了差不多兩個月後,才趁着謊稱上廁所的機會從廁所翻窗逃出越獄的。因此,工總司認爲搶奪該廠檔案室中的“黑材料”,就可以找到上海市委和工作隊的罪證,從而爲此後進攻市委提供證據。
與此同時,工總司推出了它的成立宣言,在其中直接表示上海市委向各單位派出工作隊、工作組的行爲屬於“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用強硬的語氣說工總司要大造其反,並準備在11月9日召開成立大會。接着,工總司就派代表去和上海市委交涉,要求上海市委印發這份成立宣言。在壓力之下,上海市委同意印兩千份,但印刷廠方面則說因爲時間緊張,在9日之前印不出這麼多。於是,工總司就決定採取廣而告之的形式,在上海各處貼出了數百份海報,海報的內容是:
“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定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點正在文化廣場舉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會上將徹底批判和控訴上海市委壓制革命運動、迫害革命羣衆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們希望全市各工礦企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羣衆支持我們,支援我們,積極參加大會,並熱烈歡迎一切革命羣衆參加大會。
“我們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礦企業的領導,不得用任何藉口阻止、刁難革命造反派來參加這次大會,不準戴帽子、扣工資,不準挑動羣衆鬥羣衆。違令者就造你們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籌備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至此,工總司正式向上海市委下了戰書,即將與上海市委全面開戰。而他們的這次大規模開戰,將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並導向在文革歷史上極爲知名的“安亭事件”。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