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一百零七講　大戰《解放日報》社

1949年-1994年間的上海解放日報社館館址

一、上海造反派佔領《解放日報》社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了毛澤東將文革向工廠推進的決心，以及他通過與老幹部們鬥法而達到這一目的的經過。事實上。在毛澤東完全達成這一點之前，上海的局勢發展就已經走入了一個新階段。在1966年11月29日這天，起源於上海復旦大學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的成員衝進了《解放日報》社，要求該報社將“紅革會”參與開辦的刊物《紅衛戰報》和《解放日報》夾在一起發行，遭到了拒絕，而這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街頭對峙。今天這一講，我們就會詳細回顧這一事件。

《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可以說是中共在上海的官方喉舌。在文革爆發之後，它自然也成爲了毛派們的爭奪目標。1966年11月25日，在江青的授意下，來到上海的北京大學造反派頭頭聶元梓召開了上海紅革會與外地來滬紅衛兵的聯席會議，並在《紅衛戰報》第9期上聯名發佈了一篇文章，在其中說《解放日報》是推行中共上海市委“資反路線”的“忠實工具”。

11月27日，紅革會要求上海市當局和《解放日報》社將《解放日報》和《紅衛日報》第9期夾在一起發行，遭到了拒絕。於是，在11月29日這天深夜，就有紅革會的兩三百個人闖入了《解放日報》社，當面要求將《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夾在一起發行、《解放日報》必須全文轉載《紅衛戰報》第9期上指責它是上海市委“資反路線”的“忠實工具”的文章，並且要把所謂“市委執行資反路線的問題”和“市委對報社的指示”都告訴紅革會。他們的這些要求，作爲中共上海當局官方喉舌的《解放日報》自然是不會同意。根據這一事件的親歷者趙元三所寫的回憶文章，當時報社的中共黨委代表與紅衛兵們進行了談判，並向上級進行了情況彙報：

“報社黨委談判代表一面繼續與紅衛兵談判代表周旋，一邊派人溜到有直線和紅機（保密機）的房間，與（中共《解放日報》黨委書記）馬達祕密聯繫。馬達感到事態嚴重了，在祕密地點又向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做了彙報。陳丕顯與曹荻秋商議後，叫祕書避開中央文革小組，向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做了請示。一個月後就被毛澤東、周恩來趕下臺去的陶鑄指示：‘羣衆組織的報紙與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住。《解放日報》就是停刊一個月，也不能同《紅衛戰報》一起發行’。陳、曹堅決地執行了陶鑄指示。

“30日凌晨一時，陶鑄的指示，陳、曹的意旨，通過馬達傳達到報社黨委談判代表耳中。黨委堅決地回絕了紅衛兵的要求，談判到此宣告結束。報社內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空氣裏瀰漫着一種神祕莫測、將要發生大地震的味道。”

可見，力圖對文革的政治運動加以限制的老幹部陶鑄，在《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試圖踩剎車、維持原有秩序。正是因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陶鑄以及中共上海市當局的支持，《解放日報》社纔有了堅決回絕紅衛兵要求的勇氣。於是，紅革會就決定升級事態。1966年10月30日凌晨，更多紅衛兵進入了《解放日報》社。根據趙元三的回憶文章，當時的情形是：

“一隊紅衛兵，約五十餘人，排着整齊行列，由漢口路274號報社大門進入。進入報社後，把印報車間大門，沿馬路的發報間門洞、供卡車進出的弄堂的大門封鎖起來。這樣，即將開機印刷的11月30日的《解放日報》就不能裝上郵車，也不能運送到市內、市外去了。”

在這之後的幾天裏，越來越多的造反派陸續對進駐《解放日報》社的紅革會進行了增援，大名鼎鼎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由王洪文擔任負責人的工總司也參與了這件事。趙元三的文章當中，講述了當時《解放日報》社當中的熱鬧景象：

“從11月30日早晨八時起，不斷有小股‘紅革會’紅衛兵和‘工總司’屬下的工人造反隊員進入報社。但數量不多。當獲悉赤衛隊總部準備發起內外結合的總攻時，‘工總司’和‘紅革會’實施了一次大規模的增援行動。

“12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工總司’調來大批工人造反隊員，還有‘首都三司’、‘清華井岡山’、‘紅三司’、‘同濟東方紅’、‘交大反到底’等京滬紅衛兵造反組織，約有五六百人，衝破赤衛隊的薄弱的封鎖線，進入報社。報社內的紅衛兵和工人造反隊員總數激增至1000餘人，超過了解放日報社全體職工的數量。這就使報社食堂的伙食供應增加了一倍多的任務。再加大樓被封鎖進出，蔬菜運不進，所以，除保證每人每天三頓米、面主食外，八天九夜的蔬菜很少，只好以鹹魚唱主角了。”

 

二、《解放日報》社的攻防戰

《解放日報》社事件引爆後，不但反對上海市當局的造反派們大規模動員了起來，工廠中聽命於上海市當局的組織“赤衛隊”也聞風而動，展開了動員。“赤衛隊”的全稱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成立於1966年11月23日，號稱其人數多達80萬，從表面上看也是一種文革“羣衆組織”，但它的背後擁有上海市當局的全力支持，其政治主張也是力保上海市委。在《解放日報》社事件爆發之後，赤衛隊方面發表了四點聲明，強硬地宣佈說：

1、《解放日報》是華東局、上海市委的黨報，“紅革會”因爲《紅衛戰報》不能夾在《解放日報》內發行，而封閉解放日報社的做法是錯誤的；

2、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報》的要求，“紅革會”應儘快撤出解放日報社；

3、撤出後，《紅衛戰報》的遞送，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與“紅革會”、“工總司”、“赤衛隊總部”會同一起協商解決；

4、“紅革會”如無視我們的聲明，我們將採取必要的行動。

總之，赤衛隊的聲明展現了完全和造反派對立的姿態。隨着保造雙方都亮明立場，雙方也將“批判的武器”轉化成了“武器的批判”。當時，有數以十萬計的兩派人員及看熱鬧的人湧到了《解放日報》社附近，保造兩派圍繞着《解放日報》社展開了激烈的攻防。作爲親歷者的趙元三，在他的回憶文章中用詳細的筆觸記錄下了當時保造雙方的激烈攻防情況：

“外面的赤衛隊和一部分羣衆，要攻進漢口路274號和286號兩座連體大樓，把佔據大樓的紅衛兵和工人造反隊員趕出去，恢復《解放日報》的發行。而大樓裏的‘火線指揮部’則是指揮紅衛兵和工人造反隊員守住大樓，阻止《解放日報》發行，直至市委答應要求爲止。

“外面想從哪些途徑攻進來呢？一是門，二是窗，三是頂。裏面則針鋒相對，守門、守窗、守頂……這些門，在11月30日紅衛兵進駐當日就都防守起來了。但防守不嚴。12月1日中午一點鐘左右，286號門一度被衝開，人羣直往裏湧，朝樓梯上衝。好不容易纔重新封堵起來，並把衝進來的人勸說或推了出去。2日，又發生赤衛隊用卡車上的又厚又重的跳板衝擊274號門的激烈的攻防之戰。工人造反隊用竹竿從二樓窗口反擊進攻者，迫使他們中止了攻門行動。‘火線指揮部’總結了兩天的教訓，加固門防的工事，把防汛用的器材翻出來，加固門防。有很厚的木板、頂樑柱，還有沙袋。另外，還預防萬一人羣衝進來，開啓消防龍頭去衝進入者。窗的攻守戰，主要在二層和三層窗口展開。工人赤衛隊多次用長梯架到報社漢口路朝南房間的窗口，試圖破窗而入。有兩次，紅衛兵把長梯推翻，使長梯帶人倒向馬路南側去了。工人赤衛隊用的武器是多種多樣的，鐵棍、木棒、鐵鍬、槓棒等等。而樓內紅衛兵的武器則是工人撬滾筒紙（新聞紙）用的帶小彎的鐵棒，還有一些鋼筋、鐵條，再就是各辦公室都有的掃帚了。新來的工人造反隊員中有幾個是復員軍人，他們經過軍事訓練，有些戰鬥知識。他們提出要控制制高點——樓頂。286號樓頂有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平臺，他們說這裏必須日夜設觀察哨，觀察大樓四周、馬路動靜，特別是要注意從其他民房向報社大樓發起的偷襲或進攻。因爲報社大樓西、北兩面都是同民房相連的。”

（相關引文，見趙元三：《親歷“〈解放日報〉事件”》，華夏文摘增刊第八一六期，2011年9月26日出版）

這段記錄，可謂描繪得異常生動形象，詳細地向我們展示了文革前期的武鬥是如何進行的。

 

三、中央文革小組支持造反派

這場激烈的武鬥，在造反派佔領《解放日報》社後的八天九夜裏每天都在進行，雖然沒有造成人死亡，但有不少人受傷。在整個上海市，這一事件也引發了軒然大波——自1949年中共佔領上海以來，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居然一連很多天都沒有發行，這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不少上海民衆都意識到，這場文革運動與此前的政治運動相比有所不同，它的波及範圍將會極爲地廣泛和深入。

而就在這場激烈的武鬥進行的時候，造反派們也在上海進行了揪鬥幹部的行動，在12月3日綁架了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蔣文煥、副市長李幹成和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當保派衝擊造反派設在報社大門的工事，將一張乒乓球桌撞破時，造反派就把蔣文煥推出去堵缺口，使蔣文煥飽受折磨，休克過去。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表態，表示支持紅革會與工總司的這次行動。12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向上海市委發出文件，表示對造反派的行動總的方面要支持，至於《解放日報》附帶發行《紅衛戰報》“無非是揭露市委的錯誤，應該歡迎”。這樣，中共上海市委便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壓力下與造反派談判，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要求得到滿足的造反派隨之在12月9日撤離了報社。

這時，距離中共上海市委的倒臺，已經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