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北京官二代老红卫兵组织联动的倒台，这一时间标志着北京官二代红卫兵随同他们的父母一起倒台。与此同时，在上海，局势也发生了巨变，中共上海市委在造反派的冲击下，也迎来了它的倒台。
值得注意的是，引发上海市委倒台的导火索事件，反而不是由造反派引爆的，而是由保市委的保派组织赤卫队放了一把火。如前所述，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后，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被毛泽东及中共高层毛派承认。紧接着，经过11月底到12月初的《解放日报》事件，上海造反派再下一城，在中共高层毛派的支持下，等于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宣传喉舌。在此情况下，上海的造反派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官方组织，保派赤卫队反而成了一个边缘团体。
在政治上逐渐被动的情况下，赤卫队急需取得当局的承认，才能掌握到某种和造反派对抗的所谓“合法性”。1966年12月23日，在上海人民广场，赤卫队召集了多达30万人，举行了一场会议，名叫“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夺取新的胜利大会”，让上海市长曹荻秋到场，向他提出了包括赤卫队是所谓“革命的群众组织”等八条要求，曹荻秋照单全收、签字承认。这样，赤卫队和工总司一样，都有了中共官方的“认证”。
然而，在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12月24日这天主持召开的会议上，陈丕显又认为曹荻秋的做法有问题，属于一种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于是，曹荻秋就赶紧在25号这一天宣布他此前对赤卫队的签字承认作废，表示赤卫队是个“保皇组织”——他的这种举动，无疑是上海市委在毛泽东的步步紧逼下，被迫采取的自保行动。然而，曹荻秋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方式，严重地刺激到了赤卫队。在27号这天，赤卫队成员涌进了位于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大院，要求得到曹荻秋的接见。到了第二天中午，涌入上海市委大院的赤卫队成员已经超出了两万人。
这时，局势已经变得相当微妙了：如果赤卫队的行为继续发展下去，他们很有可能真的完全将上海市委控制起来，甚至把上海市委一下子冲垮。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了控制或推翻市委这一所谓“革命造反行动”的团体就成了保派赤卫队，而非任何造反派团体，造反派将因此被赤卫队夺走进行“造反”的生态位，在政治上彻底边缘化。而作为一个保派组织，赤卫队在控制或推翻上海市委之后，有极大的可能性将不会对原有的上海市委展开特别彻底的清洗，而是估计会和市委的干部们展开相当规模的合作，这对于深受市委不喜的造反派又是一大噩耗。因此，对于造反派来说，在政治上迅速拿回主动的方式看上去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打败赤卫队、拿回对上海文革运动的主导权。
二、造反派的反击
这时候，面对混乱的局势，实际上康平路市委大院中的那些中共领导们基本上都已经撤走了，住在里面的人只剩下已死于1965年、在生前颇受毛泽东器重的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早就明确支持造反派的张春桥的家属，还有一个叫徐景贤的人。这个徐景贤虽然也是个市委干部，担任着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和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副科长，但这个人同时也是个造反派成员——在1966年12月18日，上海的一部分干部们成立了持造反派观点的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对上海市委实行了一次“中心开花”，这就是徐景贤所在的组织。根据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所述，在1966年12月28日下午，上海市委康平路大院内部的情形是这样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里到处走动，实地观察。天气很冷，我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防止被人认出来。我走进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满坑满谷，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从徐景贤的这段回忆文字，可见当时上海市委康平路大院内的紧张情形。当时，已经有赤卫队成员在市委里刷上了杀气腾腾的大标语称“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到了晚上，他们直接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而与此同时，上海造反派的核心团体工总司也调集了许多人手，团团围住了康平路大院，和赤卫队展开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28日当天深夜，身在康平路大院的张春桥之妻文静，给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春桥打了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表示“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于是，文静在29日早上就把张春桥的这段话传达给了徐景贤。随后，徐景贤向机联站传达了张春桥的这个指示，徐景贤在传达的时候说道：“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
三、激战康平路
当晚，徐景贤派出的机联站代表在紧挨康平路的荣昌路六十号与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开会，向耿金章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得知张春桥的态度后，不顾机联站方面要采取“文攻”的做法，决定对赤卫队展开直接武装进攻。根据徐景贤回忆录的描述，接下来发生了这样一幕：
“半夜过后，耿金章不听劝，一声令下，工人造反队发起了冲锋，蜂拥进入市委大院，边冲边打，把疲劳过度、毫无斗志的赤卫队员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还被从二楼阳台上推下楼去，摔成重伤。赤卫队员们被俘虏以后，排成长长的单列纵队，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所有的人都被当场剥去赤卫队的袖章，高举双手作出投降的姿势，每个人的手里还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来‘捞稻草’的意思，然后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马路上集中，听取训话后才被释放回家。
“耿金章他们打胜以后便扬长而去，留下的伤员只好由市委大院里的后勤工作人员集中处理，清点下来受伤的共计九十一人，其中最严重的被打断腿骨，于是当即叫来救护车把伤员分别送往华山医院、瑞金医院和华东医院救治。”
所谓“捞稻草”，带有表示“垂死挣扎”的意思。造反派在打败了赤卫队后让他们手持稻草，属于一种对他们的羞辱。徐景贤所叙述的这场武斗，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康平路武斗”。在整个文革的历次武斗当中，康平路武斗在残酷程度上可以说相当靠后，然而它却具有很标志性的地位——这次事件可以说是一派文革“群众组织”向另一派“群众组织”发起的首次将对手全面打垮的全面总攻。经过这场武斗，赤卫队的核心武力可以说是土崩瓦解，不复之前的声势和威风了。
叶永烈所著的《王洪文传》第六章中，也对康平路武斗有很详细的描述，在此也展示给各位听众。叶永烈的书中这样描述道：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队’的主力被歼。三十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日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总之，在康平路事件之后的昆山事件，实际上已经是赤卫队真正的“捞稻草”行为了。在这之后，王洪文发布了工总司的《紧急通告》，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名义，宣布要把赤卫队的240多个市、区级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至此，赤卫队可谓是彻底的土崩瓦解，在1966年12月31日这一天正式覆灭。
而随着赤卫队在1966年的最后一天正式覆灭，上海市委的“御用”保派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上海市委，真的迎来了它的倒台，这就是在1967年1月发生的“一月风暴”。在下一讲中，我们就要讲述这一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