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七講 天下開始大亂（七）

資料照：1967-05 上海川沙縣革命委員會成立。

1、文革前上海工人的實際政治地位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中，我們談到了隨着兩批北京紅衛兵在1966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抵達上海後，所引發的可怕的腥風血雨。由於這兩批紅衛兵都屬於“保皇派”老紅衛兵，因此他們把“恐怖的紅八月”式的殺戮與破壞帶到了上海。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之後，還有第三波北京紅衛兵抵達上海，而這波紅衛兵的立場與前兩者都有所不同。此前兩波北京紅衛兵帶給上海的民衆的觀感，可以說是飛揚跋扈、殘忍嗜血。第三波抵達上海的北京紅衛兵則是來自造反派的“紅三司”，他們於1966年10月間陸續抵達了上海，人數衆多，在上海設立了“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這一波紅衛兵的興趣，並不在於老紅衛兵式的破壞活動，而是把矛頭集中在批判所謂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是以衝擊中共幹部爲主，反對針對造反派紅衛兵們的壓制。

大量北京的造反派紅衛兵來到上海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可以說是有一種天翻地覆的性質的。它如同俗語“滷水點豆腐”說的那樣，把整個上海的局勢帶向了一個讓上海當局始料未及的方向。但要講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還是要先來看一看當時上海的民衆有着怎樣的想法。

自晚清以來，上海就是一座產業工人數量極其龐大的城市。僅僅在民國初年，上海的產業工人人數就已經有200萬左右。到了中共建政後，這一數字更是膨脹到了大約300萬。在中共建政後，雖然根據其意識形態的說法，工人屬於地位最高的“統治階級”、“無產階級”，但實際上當然是共產黨在管着一切，工人並沒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權力。據文革史研究者李遜的文章所述，當時上海工人的實際政治地位是這樣的：

“‘文革’前中共的一貫政策是在基層各級黨和政府的委員會中安排工人代表。但‘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實權的工人出身的幹部，都是在長期工作中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升上去的，長期的黨務或行政工作使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黨的幹部”，換言之，他們不能再算作底層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黨代會、人代會都會安排一些底層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代表，但這些代表只是象徵性的，他們不脫產（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仍然是工人，並不擔當任何領導實職，也沒有相應的權力。 
    “‘文革’前歷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所謂工人方面的代表實際上是上海市總工會的負責人，他們在1949年以前領導着中共地下黨的工委系統。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書記、常委和委員的席位中，只有一個委員名額是留給工會的。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長和市人民政府委員中，上海市總工會方面有4個名額，以後就越來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屆人代會只剩下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一人算是工會方面的代表。雖然以工會負責人代表工人作爲參政成員的做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例，但這些工會負責人一則脫離工廠已很長時間，二不是工人選舉產生的，只是共產黨委任的官員，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除此之外，“1949年以後，工人從來不被真正允許擁有自己的組織，歷屆工會幹部都是黨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

（見李遜：《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階級的地位》，《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輯）

2、生活條件各不相同的工人

在生活條件方面，當時的工人內部也是分爲不同等級的。根據文革史研究者、在文革時期曾對工人生活狀況進行過調查的楊繼繩所述，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國勞動者羣體當中，處境最好的是國營工廠的工人。他們被稱爲‘領導階級’，工作十分穩定，住房、醫療有最低的保障。但是，這個社會羣體經濟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居住條件和工作環境惡劣，患有各種職業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領導關係處理得不好，調工資、分配工種就會受到歧視。

“在勞動者隊伍中還有一批人的政治經濟地位比國營工人低，這就是臨時工、合同工。這是劉少奇提倡的，他在1964年說：‘我們現在只有一種勞動制度，固定工，有勞動保險，招來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難。以後，我看勞動制度不要只是一種，要儘量用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轉正，我是反對的，不贊成這件事，但是反對不了，還是轉了。轉了好啦，去年前年動員工人下鄉，也算喫了苦頭了。今後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臨時工。勞動保險制度也要修改。’根據劉少奇這個指導思想，從1964年開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臨時工、合同工。劉少奇提倡臨時工、合同工的出發點是想克服單一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中國國有企業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上億農民工都是臨時工。但在文革前，社會保障和就業是聯在一起的，即醫療保險、勞動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是在就業單位裏得到的，不是這個單位的固定職工，就沒有社會保障，臨時工、合同工生老病死無法得到解決，還有隨時被辭退的危險。他們的工資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經濟待遇，他們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職工低。臨時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參加工會，入黨更是難上加難，他們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第十一章第一節）

3、差異很大的工人居住環境

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當時工人待遇的差異。在上海，中共在1950年代曾經建設過供產業工人居住的“工人新村”，使60多萬工人及其家屬得以入住。這些“工人新村”住房一般是多層的磚混住宅，屬於標準統一的“樓房”，且有不少景觀裝飾，其居住環境要比一般工人的要好。這種“工人新村”的入住者，在當時需要經過選拔。據學者楊辰的文章所述，這種選拔的情形是：

“新村住房的分配主要有兩個階段：（1）政府在全市範圍內對申請企業進行挑選；（2）入選企業對內部職工進行挑選。”

“在第二階段，各單位參照政府指導意見，制定了嚴格的選拔標準和流程。以上海申新第九紡織廠爲例，該廠在5926名職工中要先選出120名候選人，再通過評議決定新村居民28人。

“選拔依據四項原則：第一，根據車間人數按比例分配名額；第二，在工廠裏從事技術創造發明，對生產有顯著貢獻者；第三，生產上一貫帶頭的優秀先進工作者；第四，工齡較長的老工人。

“選拔環節包括：利用勞保幹部大會和職工政治學習進行動員；各車間召開車委大、小組長聯席會議，提出候選人名單；車間羣衆大會報告，分組討論並對候選人提出意見；集中全廠候選人名單，由工會按條件評選出最終候選人；開展新村住戶座談會；最後歡送入住。

“從選拔結果來看，最後入選的往往是各廠在思想政治和業務能力兩方面表現優異的‘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他們在職業、年齡、收入、政治信仰方面具有高度同質性。新村居民的選擇，實際是根據單位性質、業務能力和政治忠誠度，對工人羣體進行的一次社會分層。”

楊辰的文章也提到，入住新村者會經歷兩次“身份建構”：

“如果說住房分配是第一次身份建構，那麼政府、單位和公衆對新村的持續關注則成爲 ‘新村工人’身份的第二次建構。各單位都以住新村爲榮，所謂‘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住房分配名單一經確認，企業要召開表彰大會，組織歡送隊伍，敲鑼打鼓送勞模進駐新村。

“新村建成之後，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成就，工人家庭成爲外國記者、政要，甚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參觀對象。例如，曹楊新村從1955年至1990年代，持續接待了世界155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7209批，共10萬多人次（平均每週有4-5批外賓）。”

（楊辰：《上海工人新村：一種社會主義城市空間的樣本》，澎湃新聞，2018年4月4日）

可見，“工人新村”並非所有工人都能居住，甚至也無法代表那個時代工人的普遍居住環境。許多並非“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的工人的居住環境要遠更惡劣。楊繼繩曾在1972年時對天津的工人生活狀況進行過一番調查，描述過他親眼所見的一番情況：

“1972年，筆者到天津鋼絲繩廠調查得知，這個廠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戶，老少三代住一間房的有29戶，婚後無房的有47戶，無房結婚的8戶，危房待修的7戶。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覺。但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白天他們是無法睡覺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爲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髒的工棚裏，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寬的公共過道里，過道的溫度高達攝氏39度。”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第三十章第五節）

從上述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當時工人內部的住房條件、工作待遇、生存狀況差異很大。其中，頗有一些生活條件比其他工人高很多的人。明白了這個基本格局，我們就可以開始講述當時上海工人面對文革的政治態度了。下一講，我們將進入這個問題。

感謝大家，這個星期就講到這裏。我們下週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