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八講　天下開始大亂（八）

1967年1月，上海市紅衛兵舉行擁毛示威，街道爲之阻塞，其他交通也停擺。

一、文革初期配合老紅衛兵的部分上海工人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在文革前，上海的工人內部其實有很大的差異，被評爲“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的人們能夠入住被稱爲“工人新村”的樓房，其條件比一般工人的居住環境要好。此外，並非所有工人都有“鐵飯碗”，有許多工人只是合同工和臨時工，沒有住房、醫療的最低保障。在文革前的歷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常委會中，沒有真正的工人代表，只有上海市總工會的負責人，而這個總工會實際上是個中共官僚機構。事實上，上海工人的情況，在當時中共治下其他各地的工人羣體中也都普遍存在。不過與那些地方不同的是，上海擁有大約300萬產業工人，其工人人口數量遠比別的城市要大。在這樣的背景中，工人的政治立場成爲了影響上海文革走勢的一個極爲重要的因素。

儘管在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可以說是極其著名的，但與一般人的印象有些不同的是，其實上海工人在文革中的初登場，並非是一種“造反”的形象。如前所述，在1966年8月、9月，第一、第二波南下上海的北京紅衛兵都是“保皇派”老紅衛兵。在上海當地，則有一批政治立場與他們相似的工人在迎接他們。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陸在其文章中講述了當時的一個情況，可以作爲一個例子：

“9月13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分別在上海第二棉紡織廠，與楊富珍、王林鶴、程德旺等40多名勞模；在市學聯，與上海學生代表舉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北京紅衛兵聲明“是來上海學習的”，但在現實的提問中，卻尖銳地抓住‘8.31’、‘9.4’事件的情況，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對象是否反抗、報復？抄家物資如何處理？），上海紅衛兵如何組織，如何貫徹階級路線等問題。上海的工人和學生（依據統一的口徑）一一作了介紹。最後，北京紅衛兵對打人作了解釋，強調北京的‘階級報復’很厲害，確實打死過一些‘壞人’等。就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紅衛兵開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運動，雖然只是以交流經驗的座談會拉開序幕，但北京紅衛兵在身份認知和現場氣勢上，始終佔據制高點，始終強勢出擊，始終在一系列的追問中，顯露着、展示着、張揚着自身的立場和態度，直至公開就‘打人’的問題表達了“應允”的意見，確實爲他們日後的行動製作了另一篇‘宣言’。14日，部份南下兵團成員乘坐有關部門安排的客車，浩浩蕩蕩地開赴閔行重型機器廠，參觀了證實上海工業成就的萬噸水壓機。”

（以上引文，見金大陸：《北京紅衛兵在上海》（上），東方歷史評論，2018年9月4日）

由此可見，當時與北京“保皇派”老紅衛兵的進行座談的上海工人是上海第二紡織廠的“勞模”，他們自然是能夠住在“工人新村”中，擁有比其他工人更好的居住條件和生活待遇。從座談的情況來看，這些“勞模”們口徑統一，沒有和北京來的老紅衛兵形成辯論，而是讓北京來的老紅衛兵在座談中佔據了制高點的位置。事實上，一部分上海工人在文革初期還進行了更深的政治活動。當時，上海也有本地的“保皇派”老紅衛兵，而這些上海老紅衛兵中，有不少人都是工廠的職工，他們參加了上海的“恐怖的紅八月”。在1966年8月29日至9月3日期間，上海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紅八月”式大規模抄家即入室搶劫活動，其中有組織的連續抄家有三天之久，史稱“三日大抄家”。文革史研究者李遜在其文章中講述了這次抄家活動的總體情況，說道：

“一個市一級類似領導小組的機構，領導了這3天的全市性抄家，領導者都是些中學紅衛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爲‘上紅總部’成員。抄家行動時，他們分管各區；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質，或與被抄家者發生衝突，隨時與他們聯繫，警備區向他們提供了汽車，他們可以迅速前往處理。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許下進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後實際組織者。市委從原先的不贊成抄家，到組織和引導抄家行動，顯然是想將紅衛兵的抄家行動盡力規範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

“抄家名單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黨組織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長謝富治，在8月下旬的一次北京公安局幹部擴大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直到9月2日，由於打死人太多，中共北京市委才發佈《關於制止一切打死人現象的緊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從現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謂流氓分子名單，違者要受紀律處分。除現行犯外，五類分子的名單，也不要向羣衆提供’。”

上海這次大抄家，市區10個區的抄家名單，全部彙總到那個市一級的抄家領導機構，當時的一個參與者回憶，這些抄家名單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二、上海工廠職工曾出現過自己的老紅衛兵組織

可見，上海的這次“紅八月”式大抄家，是在中共上海市委、街道黨組織、公安局、派出所、警備區的組織和引導下進行的，是一次官方積極參與的有組織行動。而這次抄家活動的受害者，則是毛時代的政治賤民。儘管在今日許多的第一印象中，文革抄家似乎是由一羣失去了理性的瘋狂的人們進行的。然而，在事實上，老紅衛兵進行的這類抄家活動背後往往都有中共官方的積極配合、引導乃至直接組織、策劃，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中共體制性地、從上到下地迫害民衆的行爲。

這次全市性的“三日大抄家”，爲上海的更多抄家活動提供了示範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稱爲“抄家”的搶劫行動的參與者中，有大量上海本地工廠中的職工。李遜的文章提到：

“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範效應，以後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約束，緊接着全市抄家不斷，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絕大多數知名人士也還是被本單位職工或本地區紅衛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無法阻止。參加這場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學、大學的學生紅衛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組織的紅衛兵。紅衛兵運動興起的最初期，在職職工也學着學校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以後不久，因中央不贊成，紅衛兵成爲純學生組織。

“這些成年人的紅衛兵組織，在單位黨組織的策劃或默許下，對本單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結束後，許多工廠、工業局編印的‘文革大事記’或‘黨史大事記’中對此都有記載。8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統各單位就出動五六千名職工紅衛兵，冶金局直屬單位共有900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機關53人。工廠的職工紅衛兵組織也對自己廠的‘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組織抄家行動。例如國棉17廠，8月31日至9月1日兩天，全廠出動400多名由幹部和工人組成的‘紅衛兵’，對34名‘重點對象’進行抄家。沒有工作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也難逃抄家之劫，如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區的房管所職工紅衛兵抄家，接着又被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抄家，不甘凌辱，於9月3日凌晨雙雙自盡。”

（以上兩段引文，見李遜：《上海的“紅八月”：十七年階級鬥爭的延續》，2013年3月6日）

可見，當時的大量工廠職工都曾一度建立了紅衛兵組織，在本單位中共黨組織的策劃、默許下對本單位的“政治賤民”們進行了抄家活動，這些工廠職工紅衛兵的行爲方式與從學校出來的“保皇派”老紅衛兵們沒什麼區別，他們曾一度組建的紅衛兵組織也屬於一種“保皇派”老紅衛兵。

 

三、部分上海工人對老紅衛兵暴行的抵制

不過，當時並不是所有上海工人都認同過於激烈、殘酷的“紅八月”式暴行。金大陸的文章講述了一些上海工人在當時對北京老紅衛兵暴行的抵制情況：

“9月15—18日，北京遵義中學十多個紅衛兵（住上海蓬萊中學）到滬後三天打了12 個人，都是用鞭子打、腳踏、皮帶抽，有的‘連大便也打出來’。20日下午，他們又抽打一‘用手指放在嘴裏吹’的小學生（指認‘流氓’），被路過的工人、居民、學生圍住辯論，最後只得‘承認錯誤，才溜回蓬萊中學’。”

“9月16—17日，北京航空學校和北京第十五中20多個紅衛兵闖進斜士路第一小學，三次毆打該校幹部、教師共9人，有的被打成腦震盪、出血、不能動彈，送醫院醫治。打人時，北京紅衛兵派人把守大門，不準外人入內，‘附近工人議論紛紛，非常氣憤’。”

（以上引文，見金大陸：《北京紅衛兵在上海》（上））

可見，當時上海工人的政治態度絕非都與“保皇派”老紅衛兵一樣，最起碼有一部分人並不認同北京老紅衛兵極爲瘋狂的行爲。

總的來看，在文革初期，上海工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與“保皇派”老紅衛兵的行爲模式一致。這些人在當局的組織、引導之下，參加了老紅衛兵的“紅八月”式暴行，甚至還一度出現過他們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不過，並不是所有工人都對從北京來滬的老紅衛兵的行爲表示認同。在這之後，上海工人中的這兩種政治傾向還將繼續發展下去，使上海的文革局面產生更爲劇烈的變化。

感謝大家。由於時間關係，這個星期就講到這裏。我們下週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