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一百零五講 “小王”安亭歷險記
一、安亭事件的爆發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了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總司的成立大會在一片混亂中召開、進行、結束的情況。由於這場大會沒有得到中共上海市委方面的支持,因此工總司的造反派們在當天晚上決定向上海市委請願,要求市領導接見。隨着數以千計的造反派離開成立大會的會場,向市委方向進發,歷史快速地向下一步演進了。
當天晚上九點鐘,在位於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大樓門前,工總司安裝了擴音喇叭,要求上海市長兼市委書記曹荻秋在10點半出來接見他們。這些造反派們高唱着當時的種種“革命歌曲”,朗讀着毛語錄,呼喊着“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和“毛主席萬歲”等口號,但一直到10點40分也不見曹荻秋的蹤影。後來,有個市委工作人員出來,告訴造反派們應該去上海展覽館的友誼電影院,然而他們到了那裏以後一直等到凌晨兩點,還是沒有見到曹荻秋,只見到了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張祺官威很大,對造反派們強硬地表示“你們這個組織是《十六條》上沒有的,《十六條》沒允許工人成立全市性的組織”。這時,現場發生了意外的一幕,有個紅衛兵用喇叭呼喊着說“我們要到北京去,我們要見毛主席!”還有人用喇叭說“特大喜訊!特大喜訊!周總理來電話說,曹荻秋不接見你們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見!”這個所謂的周恩來來電自然是子虛烏有的,但王洪文在這時抓住了救命稻草,決定冒險一搏,也就是帶着造反派們劫持火車,去北京上訪!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總司要員戴祖祥、王秀珍首先帶着上千人來到了上海北站,擠上了準備開往北京的626次列車。接着,王洪文、潘國平、謝鵬飛、包炮等人又另外帶着一批人數上千的人,擠上了計劃開往鄭州的602次列車。然而,在10號白天,626次火車和602次火車在當局的指令下,分別被截停在了南京火車站和離上海不遠的安亭火車站。有明確記錄顯示,王洪文乘坐的602次火車是在周恩來的直接命令下被截停的。在602次火車被截停在安亭後,又有從上海步行出發的數百名造反派抵達安亭,與王洪文一行會合。
這樣一來,造反派們就處在了進退不得的尷尬境地。爲了讓火車恢復行駛,王洪文所率的被困在安亭的造反派們,在10日中午直接截停了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列車,由此引發了滬寧鐵路全線停車長達31小時34分鐘的重大事件——安亭雖然是一座小站,但卻是火車往返上海、南京之間的必經之地。隨着一列火車被截停,其它火車也只能停下來,在鐵路上動彈不得。
二、在安亭的造反派們面臨當頭一棒
到了這一步,王洪文以及所有被困在安亭的造反派們,實際上正在進行一次政治賭博。如果他們攔停火車、造成滬寧線中斷的行爲不被中央文革認可,那麼他們分分鐘就會統統都被打上“反革命”的罪名,從此萬劫不復。在緊張的情緒中,安亭的造反派們在11月11日中午收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打來的電報,其中的內容對造反派們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電報裏這麼說道:
“我們認爲工人鬧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劃。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這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們都在注視着我們的活動,注視着我們經濟發展的動態。工人同志是爲我們祖國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麼你們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這樣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站不住腳了,因爲你們忘記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對社會、對國際的影響,時時刻刻要顧全大局,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我們絕對不能因爲一部分利益,因爲有些人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國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
“事實上你們的這次行動,不單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同他當面商量。”
在這份電報裏,陳伯達引用了毛澤東關於“大道理”“小道理”的說法。這個說法來自毛澤東在1937年7月寫的一篇有關對日作戰的文章,其中有這麼一段話:“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着。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纔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罵,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在這裏,陳伯達把毛澤東的這段話用到了所謂“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上,表示跟“抓革命”比起來,“促生產”也就是造反派工人們回到工廠裏去纔是那個“大道理”。而按照中共常見的做法,一旦這些工人們分散地回到各自的工廠中,等待着他們的就將是各個擊破式的秋後算賬了。更令他們非常不安的是,這封電報是身爲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發出的。看上去,似乎就連中央文革也並不支持這些工人造反派。
三、張春橋的抉擇
不過,陳伯達的電報也給了困在安亭的造反派們一絲希望,那就是其中提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會去和他們當面商量,這就表示事情還有一點轉圜、談判的餘地。11月11日晚上10時左右,張春橋乘飛機抵達了上海虹橋機場,接着他又在午夜12時左右乘車來到安亭,隨後與王洪文、潘國平、謝鵬飛、包炮等人展開談判。根據謝鵬飛的回憶,張春橋的態度一開始十分強硬,用訓斥的口吻說道:
“你們這樣離開生產崗位,攔截火車,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規定,光憑你們破壞交通命脈,就夠殺頭了。現在你們給我回上海,叫工人統統回上海,今天商量的是回去不回去的問題,有什麼事,到上海再說。”
根據學者葉永烈所著的《王洪文傳》這本書中的說法,在這次談判中,主要與張春橋對話的人是潘國平,王洪文是“在一旁坐着,不斷地抽菸,只是專注地聽着,不吭聲”,包炮則是“偶爾插幾句,爲張春橋幫腔”。然而,文革史學者李遜所作的上海文革史專著《革命造反年代》這本書引用了工總司要員謝鵬飛的回憶,指出當時隨着張春橋說出了訓斥的話,“王洪文被訓得低下頭,一句話都不敢反駁。潘國平當場哭了,王洪文也掉眼淚。只有紅衛兵對張春橋的斥責不買賬”(見該書第一冊第344頁)。紅三司的包炮更是對張春橋進行直接的反駁,指出張春橋在北京堅決支持當地紅衛兵,是所謂“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是“怎麼到了上海就完全變樣了?就來壓制上海的工人運動了?”儘管遇到了這樣的反駁,但張春橋仍然堅持己見,要求王洪文、潘國平先答應把工人帶回上海去。經過這樣一番脣槍舌戰,王洪文、潘國平還是聽從了張春橋的意思,在11月12日動員造反派工人們回到上海去。當時,張春橋也聽了被困在安亭的工人們所講的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困在安亭的造反派們在當天下午全部撤離安亭,大部分都乘坐大客車回到了上海。
接着,在11月13日這天,張春橋在沒有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首肯的情況下,就在上海文化廣場接受了工總司方面提出的五條訴求,在上面簽了字。這份由張春橋簽字同意的工總司訴求共有五條,它的內容是: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二、承認‘11.9大會’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應派
少數代表)。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
“四、曹荻秋必須向羣衆作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在這次簽字後,工總司還有兩撥人馬尚未和張春橋談好,其中一撥是如前所述被困在南京、由戴祖祥、王秀珍帶隊的上千人;另一撥是本來隨着王洪文在安亭、在張春橋到達安亭後堅持不願意回上海的工人,謝鵬飛在這一撥人裏,他們推舉了上海紙漿廠的工人耿金章爲領袖,一路步行到了蘇州。到了15日,張春橋來到蘇州,同樣用簽字方式同意了他們的訴求。21日,此前被困在南京的那撥人得知另兩撥人的訴求已經被同意,也主動回到了上海。在這之後,王洪文率領的那撥先被困在安亭,後來返回上海的人,將成爲工總司的嫡系人馬。行進到蘇州和被困在南京的另兩撥人,則將在日後逐步發展爲工總司內部的另兩大山頭。
在這裏,值得追問的問題是,毛澤東對這一切究竟怎麼看呢?事實上,張春橋在11月13日於上海文化廣場簽字同意造反派的五項訴求這一點,很快就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這意味着,毛澤東要真的把文革運動深入地擴展到產業工人當中去了。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