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专栏：延安整风

早在1940年代初，它就通过一场叫做“整风”的政治运动，在以“钦定历史”为手段、逐步实现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的同时，完成了将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自由记者变为喉舌的转换。

这一反历史潮流的转化之所以获得完满成功，毛泽东的个人禀赋：意念坚定、心狠手辣、魅力风采兼擅长权术，固然十分重要，根本的保证，则是外部的军事封锁和内部几乎完全停止了的市场和贸易活动。

在外部信息不通、自身衣食完全依赖“供给”的情况之下，言论自由的丧失似乎已成定局。这一景况一直延续到1949至1980年代初：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对资源的垄断，以及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的合作化与公社化，使得这一所谓“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变成一个扩大了的根据地延安，对思想言论和传媒的控制，既是这一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果，又反过来成为它的保证。

邓小平的开放与改革政策是对这一局面的有力冲击。虽然表面上未见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但逐步开放的市场和随之出现的私人所有，尤其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正将思想言论钳制的基础一点点撤去。到了1980年代中，传媒的开放与独立离理想状况虽然还很遥远，但已经达到1950年代以来最好的局面：新的报刊不断创立，老的报刊出现新气像，新人也在不断涌出——虽然尚未达到1940年代与1910年代的水准，但已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四十年来最好的气像。

不幸“六四”镇压将这一过程打断。二十年来当局关闭报刊、查禁作品、钳制言论，其蛮横与无忌，已经到了它建政以来的最高水准。然而，态度尽管严峻，它所控制的，已局限在有数几个领域：重大消息、时政批评、以及——这实在非常特别——居然是“毛-邓-江-胡”法统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整风”如何完成了对自由灵魂的统摄？难道没有反抗？

除此而外的广大区域，由于邓小平亲手护住了他的经济改革于既倒，从而使得对传媒（或称网络而外的传统传媒）的全面控制失去了它的社会与经济根基。

逐步开放的市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计划外的资财和私有者独立自主的意识，大延安的经济局面既然已不复存在，无大众传媒、只有宣传与喉舌的政治局面当然就难以为继。

逐步开放的市场必然带来日渐独立的传媒，这在中国已是指日可待的现实。

通过中国的例子可以看到，当人民抗争的对像主要是专制统治的时候，开放的市场有助于自由传媒的成长；当专制统治基本瓦解、人民的抗争变为由商业造成的贪婪、无节制、腐败、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的时候，自由传媒如果看不到自己在促进社会与人文关怀中的位置，则只能堕落为上述花花世界的帮凶。

中国目前尚处在开放和瓦解专制的阶段，但必须时刻警惕第二阶段的到来，哪怕是在萌芽状态。须知，这类变化总是“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