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節，中共抓在手上的，有哪幾樣“宣傳工具”呢？
我們已經知道，宛如上蒼眷錯了顧，不足8000人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挨到陝北，不但順遂地為厚道的陝北紅軍收留，得以就近搶錢搶人，還實打實地擎起“抗日”（而非“打倒列強”或者“實現蘇維埃”）這杆大旗。在張學良大大咧咧送上的延安，硬著頭皮建立起自成系統的“邊區”——這裡“硬著頭皮”也可以改成“厚著臉皮機巧達變”。因為那時節“全國抗戰”的局面已經形成，共產黨已然致電中央政府表示“歸順”、擁戴蔣委員長為最高領袖，連最寶貝的“槍杆子”都接受整編並且換裝了，你居然國中之國地政府、軍隊、銀行、稅收俱全，放在今天，胡溫也不答應啊。
不管怎麼著，那時節，新的延安和延安人已經不是小國寡民。他們要了解遠近大事。各樣黨報開始出現，比如《解放周刊》（黨中央出版物）；《共產黨人》（黨內刊物）；《八路軍政治雜志》；最早的“紅色中華社”也更名為“新中華社”，也就是而今名滿全球的“新華社”。頂重要的當然是油印《紅色中華》改版的《新中華報》——即我們後邊會細說的《解放日報》之前身。
這裡插一句：望讀者諸君不要一聽“解放”二字，就覺得天然屬於中共。說起冠名權，《解放日報》實屬張學良的東北軍。那是1936年底，“雙十二事變”第二天，東北軍接管《西京日報》，改名《解放日報》。當然，隨著他們少帥護送蔣介石回南京，這份左傾報紙也壽終正寢了。
同一段時間，在中共長江局（以及後來的南方局）所在的國統區，理所當然地辦起了共產黨報紙和雜志。國府正值“訓政”期，對此以反專制、爭民權為主旋律的“異端的聲音”，如果不算予以優容，起碼是依法容忍——此即《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
那時節，毛澤東口頭上和心目裡的兩大敵人: 日軍及國軍，與延安政權暫時處於僵持狀態。也就是說，他不必天天思慮打仗，像五年前和五年後那樣。
那麼，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心頭之患是什麼呢?
權。至高無上的權。
不僅軍權——軍委主席已經在手，況且當時打仗已經不是第一位；不僅國際中意的“中共支部總書記”——1937年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總書記”之名頭已經不存。毛澤東是中共領袖，不但延安之內、之外的中共黨人這麼看，遠在莫斯科的大佬也這麼看：王明回國前，就曾受到明確提醒：雖然在國際工作多年，回去以後，要以謙虛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的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
這情形如果放在一個心地單純的人身上，也就罷了。無奈毛澤東是真正的雄猜之主，他眼見在他之前，六屆中共負責人，幾乎清一色國際任命——其中三名已死：瞿秋白，向中發，陳獨秀；三人正在身邊：王明，博古，張聞天——這幾位的沉浮，毛澤東看得很清楚，“遠方”之意志，就算不說“生殺予奪”，也是“上令難違”。
於是，在1938年春到1941年初夏（蘇德戰爭爆發，絕無閑心旁顧中共事務）這段日子，正是毛澤東一方面極其小心地與國際周旋；一方面雄心勃勃地籌劃甩開國際，真正在自己地盤上、以自己的理論、自己的風格、擎著自己的旗幟，建立起自己的道統——馬克思加秦始皇。
怎能不把筆杆子緊抓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