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本正經地干下的那樁殠事必有記載，本屬常識。可惜在供研究者披覽的民盟史裡，對此一字不提；拿著介紹信、找到資料檔案俱全的民盟總部，也遭“客氣”回絕。具體說，就是現在已經白紙黑字發表在書裡的《關於張東蓀叛國罪行的報告》（總號 19757 報告類 張東蓀罪行項 編號009 保密 定期收回)。我是怎麼看到它，並且將它如實翻錄下來的呢？
想來讀過這本書的人，都記得葉篤義：少年公子老封君（民盟中央副主席）是也。只不過他的公子時代並未像張愛玲父親那樣豪華地自我作踐——他用家裡的錢讀燕京、辦書店；而從公子到封君的一段，也是大起大落、激情加坎坷。在後記裡，我曾寫道：已經不再是燕京學生、早期民盟干員、後期民盟副主席的葉篤義，也在離世前，出於對傳主（以及施虐者）的認識、再認識、再再認識，傾力幫助在中國近乎‘路路不通’的著者——怎麼傾力幫助的？
那是1996年。在民盟總部和檔案館碰壁之後，我來到葉篤義家。若論關系，可算有一點：我編《中華英烈》的時候，曾請新華社老資格編輯方實（葉篤義的六弟葉篤成）做顧問；方實的女兒葉維力曾是我在《光明日報》服務時候的小朋友。我前往羅道莊拜望篤義先生。他雖在病中，心卻不糊塗。說到40多年前的那次批鬥會和大會記錄，他沒怎麼想就對我說：“我跟他們調。我寫回憶錄要用。”
不久，即接到讓我再到他家的電話。剛坐下，就聽見門鈴：一名民盟中央干部乘專車趕來：將“葉副主席要用”的資料親送到家。葉篤義說：“好，放在這裡吧。用過之後通知你來取。”這意味著他一走我就可以把這份1953年的會議記錄暨決議拿到街上復印了。來人說：“您看吧，我就在這兒等著。您用完了我帶走。要用的時候再送來。”
不知這是盟內調閱文檔的通例，還是葉“動筆”之希圖已然驚動了主管人，從而訂出了新規矩。這“驚動”最大的可能是“怎麼著，要攪一攪張東蓀案這個大糞坑！？”至於攪坑者為誰何，副主席抑或“臭名昭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代表人物”（筆者），還在其次。來人態度雖然堅決，尚注意基本禮貌。將文檔放在葉副主席書桌上，他就退到了外屋——兩間房之間的門開著，他可以看到裡間，也可以隨時進來，但只坐在房間另一端的沙發上，與我們保持著不與聞談話的距離。
幸虧我的包裡另有利器：錄音機。我拿起一張報紙，作出舉著看到樣子，實為隔斷我與外屋之間的視線，然後一頁接一頁輕聲對著話筒讀（讀者從出版社網頁公布的這份文件裡，在屬於表態範疇的結尾處，可看到多處“……”，這就是為省時間而略去的“萬歲”等套話）。幾份文件，包括《補充交代》、《補充的再補充》、《再再補充》，以及《關於張東蓀叛國罪行的報告》在大約二十鐘裡錄畢。其間，葉篤義曾走來走去倒茶換水。我們三人誰對誰都沒說過話。可惜民盟明文記載的“自1952年3月10日起至1953年7月25日止共有53頁”的卷宗（裡邊有批鬥大會諸位發言），未能全部錄下。
錄音翻為文字之後，立刻發給張家親屬，並與左玉河等人“攜手互助、資源共享”。沒想到共享的結果，竟是這位體制內研究人員對它的率先發布。雖說在他1998年出版的《張東蓀傳》最後一頁的腳注中，也禮貌周全地衷心感謝張家親屬“提供資料”（記得書中發表的檢討殘片麼？）；感謝“筆者所尊敬的一位不便提名的女士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可惜作為“黨中央國務院智囊團”學者，雖說安享的也是納稅人的錢，卻只有甘願置身於黨對意識形態嚴控之一途。基於此，傳主在嚴逼下的自我貶損，變成這位思想家白紙黑字的欣然供認。“不便提名女士”和張家後人駭然、慘然之余，不得不認可這一現實：東蓀先生“消失”近半個世紀後，終於有人“把他寫出來”了。我這慢手的日子更不好過了。張飴慈鄭重慨言：你什麼時候動筆呀？是不是我活著時候能看的，就左玉河這一本傳記了？
2009年，我將新書送到張飴慈手上。提在扉頁上的是：另一本書出來了。你還活著。
用了好幾年功，東蓀先生的故事，對著者而言，已成藏在心裡卻隨身帶著的知識與智慧寶庫。時至今日，每讀網頁跟貼，或者哪家傳媒打來越洋電話，追索該日發生在我們老大中華的事。著者腦子裡轉著的，竟然總是“東蓀先生如果在世，他會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