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四十出頭的阮純詩，她曾經在越南通訊社和其他政府新聞部門工作，後來去美國留學，獲得了兩個碩士學位後回到越南，現在投身民間紀錄片工作，建立了河內紀錄片實驗室，開辦了一個業余學校，教越南年輕一代如何用攝影機紀錄社會萬像。
阮純詩的民間紀錄片包括當代都市和文化題材，但更重要的工作是拍攝20世紀50和60年代越南一些重要知識分子的資料片，尤其是1956-1957年越南出現的爭取創作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人文—佳品運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他們不幸的遭遇。那段歷史和中國的百花齊放和後來的反右運動不但類似，而且平行。
阮純詩最近的作品“冬去春來”就是以越南著名詩人黎代的葬禮為題材對那段歷史的追尋。黎代是越南20世紀重要詩人，參與了“人文-佳品”運動，之後被禁止發表作品。越南實行革新開放後，一些知識分子一直在恢復他的名譽和影響而呼號。前不久他們借用法國文化中心舉辦了一場有關黎代的討論會。
阮純詩認為黎代的遭遇像征著越南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政治的原因文學藝術創作停滯不前的困境，也像征著被遮蔽的民族歷史和缺位的記憶。她拍攝了黎代的葬禮，參加者很多是越南著名學者和藝術家，也有很多對歷史充滿好奇的年輕人，他們恭敬地圍繞黎代的棺木移動。紀錄片以時光倒流的方式重演黎代的青春，表達了用季節更替的方式讓他的生命在自然的循環中再生的意念。
阮純詩告訴我說，由於官方對歷史的掩蓋，她過去對半個世紀前那些文化界名人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像，對這些名字有一種神秘感。從美國回到越南後，有一次參加一個朋友的父親的葬禮，死者就是50年代那批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在葬禮上，一些文化學術界的老人都出席了，很多都上個世紀中期那個自由化運動的參與者。在葬禮的特殊氣氛中一起露面的這些老人使她忽然覺得一個被掩蓋的世界開始浮出水面，以往只是零零星星聽說的那段歷史在這些白發蒼蒼的老人身上變得生動起來。從那以後，她就把追蹤這些人物，用紀錄片的形式重現那段歷史作為自己的使命。
高越勇是我采訪的另一個河內年輕知識分子，年齡只有三十出頭。他留學法國，專業是法國文學，幾年前回國後投身一家私營出版社的工作，負責選稿，每天都要閱讀大量的海內外新書信息，選中後便和原作者和出版社聯系並向政府主管部門申辦出版許可。他對中文作家李銳，韓少功，高行健和王蒙等人的作品有一定了解，也出過他們的一些書。他也負責越南文學的選稿。他是一個多產的翻譯家，翻譯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告別聚會》，《玩笑》，《無知》和一本隨筆集《幕簾》。同時，他還是一個很受歡迎的網絡化平面媒體社會評論家。
高越勇的一個重要工作是把越南上個世紀中期的著名作家和詩人陳寅的作品重新介紹給今天的讀者。陳寅19歲參加越共領導的抗法鬥爭，是一個充滿愛國熱情和多產的藝術家，但由於參加了那場越南的百花運動被政府清算，幾十年來不准公開發表作品。
高越勇的出版社打破了這個禁區，2008年出版了他的詩集，600頁的書賣了2000冊，但政府不准加印。高越勇等人寫了公開信向政府有關部門抗議。2009年時，他們出版了陳寅描寫抗法戰爭的一首長詩，其中包括了官方過去出版時被刪掉的兩章。2010年，他們又出版了陳寅的一部長篇小說，書名是《河內生活，1954》，描寫一個參加了法國殖民軍的越南人在越南獨立後的河內的生活，非常有哲理和心理的深度，出版五個月後竟然賣了6000冊，在讀者中造成了震撼性的影響，很多年輕人忽然發現越南文學原來在60多年前就有如此的水平。
對高越勇和阮純詩的采訪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很多自70年代末就開始不懈地為追尋和恢復歷史真相而努力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說是相似的歷史命運賦予了他們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