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佛羅里達會談的許多具體成果還有待時間檢驗,但是"特習會"後中國政府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態度轉變和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軟化是一個積極的征兆。在敘利亞的問題上,習近平沒有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站在一起對抗國際文明社會;在朝鮮問題上中國向國際社會展示了更加積極的合作姿態。希望習近平的美國之行能夠成為中國外交的一個轉折點,從近年來奉行的那種一味顯示大國肌肉的"魯莽型外交"回到鄧小平的以為國家發展爭取和平環境的務實主義的外交路線上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雖然也有一些實用主義的因素,但是總體上秉持了毛本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毛澤東將中國外交當作個人充當世界精神領袖的一個工具,積極向外輸出他的激進的意識形態。他雖然也在面臨蘇聯進攻的危急關頭,明智地接受了美國伸出的橄欖枝,向美國開啟了交往的大門,但是他的總體外交政策是圍繞著他本人的意識形態標准、個人的好惡和充當第三世界的領袖的個人野心的。這樣的外交路線與當時激進的國內政治經濟路線交織,不僅沒有為中國帶來經濟發展,而且也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尊嚴。
鄧小平復出之後,從毛澤東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他雖然在政治改革的問題上進一步退兩步,拒絕進行根本性的政治變革,但是在經濟發展和國際關係上卻是秉持開放態度的。鄧小平的外交路線總體來講是以實用主義為特色的,是以爭取經濟發展的和平環境為目標的,是摒棄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的,是放棄充當國際社會的政治領袖的個人野心的。這樣的務實外交方針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爭取了至少四十年的時間,為中國的成長壯大贏得了大量的國際資源和廣闊空間,也為中國贏得了國際聲譽。
重新上台不久,鄧小平就果斷地拋棄了阿爾巴尼亞、越南、紅色高棉等那些拒絕向文明世界開放的共產黨小兄弟;疏遠了北方鄰居朝鮮的金家王朝;停止了對在東南亞地區制造麻煩的共產黨游擊隊和廣播電台的財政支持;與主張改革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進行了會見。與此同時,他不顧朝鮮和阿拉伯世界的反對,與韓國、以色列等建交。在意識形態上,鄧也改變了過去的立場,不向世界輸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而是采取在保持共產黨統治的前提下逐步謹慎地開放。他還明智地減少軍費、讓國防開支為經濟建設讓路和人民生活讓路。
江澤民、胡錦濤對鄧小平的外交方針基本上是"蕭規曹隨"。雖然他們對待所謂的和平演變更加擔心,但真正的目的只是維持共產黨的統治而已,並沒有改變鄧小平制定的外交政策。習近平上台以來,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口號下加強集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輸出;一廂情願地要與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老大哥"在國際舞台上結成聯盟來對抗文明社會;在周邊關係上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態勢;不斷用"先軍"政策來衝擊經濟建設。這些雖然帶來了所謂的大國領袖的"榮耀",但是卻惡化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
在現代國際社會和核武器時代,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會輕易遭受另一個大國的攻擊的。除非中國希望現在就爭奪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地位,或者不顧國力去充當世界警察,否則當初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發展和"不當頭"的外交方針仍然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中國需要在繼續發展經濟的同時,切實推進政治改革,使中國成為政治文明、經濟發達和科技強大的全面現代化文明國家。與此同時,中國應該與國際社會一道,阻止和懲罰一切反人道、反文明的國家恐怖主義和極端教派恐怖主義行徑。希望習近平對敘利亞和對朝鮮政策的改變不是一個權宜之計,而是向利國利民的務實外交方針回歸的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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