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评论: “任理轩”刻意回避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理论版花了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了署名“任理轩”的长文:“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任理轩”常常在《人民日报》的理论版就重大的理论问题发声,文章的口气极具权威性,显然是《人民日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写作组所用的笔名。

2011.07.22

网上有人认定,“任理轩”实际上就是《人民日报》理论宣传部的谐音。《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因此“任理轩”的文章实际上代表了中共的主流声音。

记得同样是这个“任理轩”,今年三月曾经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发表过另外一篇题为“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文章。同样是讨论社会公正问题,面对老百姓发出的对社会不公的指责,该作者在三月份的那篇文章中极力地粉饰太平。狡辩道:“社会公正是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脱离现实发展水平去盲目追求社会公正”。由三月份为社会不公辩解,到七月份公开地承认“收入分配问题凸显”,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当然,“任理轩”和它所代表的中共主流承认中国的收入分配出了严重问题,只不过是对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的一个让步和安抚而已。这种让步来得太晚、太迟、而且没有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任理轩”在今天发表的文章种花了大量的篇幅空谈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则简单地归结于市场竞争、“改革不到位”、“中国当前经济程度的制约、收入调节机制的有效性不足等等,只是在最后才对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问题轻描淡些地点了一下题。

收入分配出了问题,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一个原因是,这个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在这个制度中,弱势群体在政治上没有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政策的制订。另一个原因是,在现存的制度下,执政者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收入政策没有能够随著经济的发展得到即使的调整,因此使得社会的收入差别不合理的增大。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来解决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经常和及时的对税收、工资、以及其他于收入有关的政策进行微调则是有效的手段。

中国当前的收入问题显然超出了微调所能解决的范围。过去三十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贫富差别扩大最快的国家。用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力指数来衡量,中国的贫富差别不仅超过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也超过大多数与中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即使是与发达国家在他们自己发展初期的收入差距相比,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是大得非常的不合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国家利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因此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更说不过去了。假如说,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可以用市场失灵来解释,那么中国则只能用国家制度失灵来解释了。

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失灵的确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也是其他社会不公现像的根源。在一党集权的制度下,党控制著一切资源,更严格的说,是党的官员控制著一切资源。中国的富裕阶层大都产生于权力阶层,或者是那些能够与权力阶层共享利益的群体。权力控制著财富,而且利用权力去攫取更多的财富。 至于弱势群体,不仅仅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甚至绝大多数的青年白领们,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代言人。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要求资源的控制者与他人共享资源,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个真相是“任理轩”和它背后的权力者们所不愿意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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