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評論】習近平和萬里的三個不一樣
2015.07.24
萬里的去世引起了人們對改革年代的回憶。當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不是一個完美的年代,但它肯定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老百姓感到有希望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不僅社會充滿了活力,中國執政黨的高層也出現了包括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胡啟立、田紀雲等在內的改革群星。人們懷念那一代領導人,也自然會將現在的中國領導人與他們進行比較。
如果拿以習近平為代表的在任中國領導人和萬里等改革派做一個比較,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表現在思考問題的範式不同。經過文化革命的逆境和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反思,萬里那一代改革派在考慮重大政治問題和制定重大政策的時候較少受意識形態的禁錮,敢於挑戰黨的既定政治和思想權威,能夠從實際出發,按照常識辦事,只要對人民有利的事情,對中國發展有力的事情,就敢於擔當,敢於去做。
萬里不僅在副總理和人大委員長的位置上力行改革和推動法治,在省部級領導崗位也干出了特色。例如,他在毛澤東仍然在世的時候便違反“聖意”,不顧毛的寵臣們的不滿,大膽整頓鐵路秩序,清算造反派的胡作非為;又如,他敢於突破執政黨關於“一大二公”的慣性思維,支持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家庭承包。這些與共產黨的傳統相違背的作為是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從來沒有做過的。
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缺乏獨立思考,他們成長的過程是揣摩上級領導人的意圖的過程,是努力追求與領導意圖完全一致的過程,這正是他們能夠經歷逆向淘汰而生存下來的全部訣竅。從這一代領導人上台以後的所作所為看,他們至今仍然生活在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之中。他們是中規中矩的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的繼承者。挑戰黨的傳統意識形態是他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第二個不同是,萬里等改革派是自信和寬容的,他們願意聽取不同意見,保護和鼓勵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1986年7月31日,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萬里提出“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當進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在會上他還脫稿對被保守派攻擊的著名記者劉賓雁進行了保護,公開支持劉提出的敢於對黨和政府進行批評的“第二種忠誠“。
與萬里等人截然不同,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標簽就是政治上的嚴厲鎮壓。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他們在政治問題上劃定一個又一個禁區,對敢於批評政府的教師、記者、律師、網絡大V等進行的鎮壓達到了三十多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與毛澤東時代的嚴厲的意識形態政策如出一轍。這種不允許討論政治問題的做法,不僅與“法治”原則背道而馳,也充分表現了他們在思想、制度和社會層面的全面不自信。
第三個不同是對待人類社會普世價值的態度和對待前蘇聯崩潰的觀點完全不同。萬里等人對“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人類共有價值觀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們雖然也主張中國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在政制發展上采取循序漸進的策略,但是他們對於極權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以國有和集體所有為代表的經濟建設思路是持否定態度的,在他們眼中,一個保護私人財產、保護個人自由的社會才是中國發展的未來。
前蘇聯的保守派領導人試圖通過政變來阻止蘇聯的改革進程,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對這一歷史事件,萬里曾經明確地指出,那是前蘇聯政權違背人民的意志,被人民拋棄的結果。他對此作出的最生動的評價是“活該”!這與習近平等人為蘇聯的解體大感惋惜和將失敗歸結為開放改革的態度大相徑庭。由此可見,萬里是一個遵從人性、擁抱未來的政治家;而習近平等現任中國領導人則是一些願為被人類拋棄的極權制度殉葬的悲劇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