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人類困境與中國機遇

正如該報記者所言，在這次“大國‘成人禮’”上，充分意識到自己重要性的“中國已經不再躲避風頭，不僅不再避免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發生直接的‘交鋒’，而且還積極表達自己的聲音”。

中國選擇了這樣的姿態，不僅是出於財大氣粗和國內政治的考慮，而且也是因為看到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在道義和國內政治上的困境。

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相信，如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人類將難以避免一場空前的氣候災難。但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無法說服自己的人民為避免這一災難做出令其他國家滿意的犧牲和貢獻，卻寄希望於說服發展中國家做出更多讓步。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恰恰是導致美國和西方國家政治領袖難有更大作為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專制中國的統治者此時則享有民主國家所沒有的巨大優勢。無論在減排目標還是資金貢獻方面，中國領導人都具有讓西方領導人羨慕的政治空間。

12月14日的《經濟觀察報》報道以“爭吵 爭吵 爭吵，什麼擋在了你我之間？”的引入標題，發表了該報對歐盟首席氣候談判代表Artur Runge-Metzger及中國談判代表呂學都的專訪，巧妙地對國民傳達了中國認為西方太小氣，“不厚道”的嘲笑。

在歐盟看來，把現行每年5億到10億歐元的資金援助水平提高到今後每年100億美元的水平，已是一個很大的努力，但這個水平，僅相當於中國在高峰時每月購買美國債券平均水平的1/3到1/2。真正的問題是，與歐盟認為氣候變暖可能帶來的巨大損失相比，歐盟援助水平真是太少了。

那麼，中國是否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呢？為什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承諾采取了有保留的歡迎態度呢？這是因為中國並沒有對減排的總量做出明確承諾，留下了相當大的變數。

首先，中國承諾的是單位GDP碳排放減少40%至45%，因此，碳排放的減少總量將取決於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繼續高速增長，按照Artur Runge-Metzger的說法，不能保證全球氣溫下降兩度的目標。Artur Runge-Metzger沒有敢說出來的另外一個更大的不確定性，是未來中國的領導人是否能夠兌現現任中國領導人的承諾。一般來說，減少單位GDP的碳排放量，越到後面難度越大，而六四以後中國政治領導人的一個通病，就是把作好事的風光給自己，而把難題留給後任和後代。

一周來﹐哥本哈根大會的種種風波表明，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重危險，人類似乎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來采取有效的集體行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很可能為了區區幾百億美元投資負擔的分歧，而極大地增加幾十年內遭到千百倍損失的風險。從人類整體利益看，這顯然是不理性的，但從各個國家和政客的個別利益來看，又是理性的，難有別的選擇。

在我看來，人類的這一困境，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那就是承諾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支持，這不僅能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還可以換取對中國外彙儲備保值的某種國際安排。巨額的外彙儲備，已成為中國的沉重負擔，面臨著隨美元貶值而貶值的極大風險。如果中國以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為條件來換取國際對部分外彙儲備保值的支持，應該有相當大的談判余地。

有報道說，索羅斯10日向發達國家提出方案，以特別提款權的方式融資1000億美元，作為“特別綠色基金”用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能源，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自然災害的資金來源。

從財力上說，中國完全有能力作這個“特別綠色基金”的最大出資人，因而獲得保值的談判權。若毛澤東在世，我相信他會毫不猶豫地抓住這個機會，“為人類作更大貢獻”，但胡錦濤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