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郭文貴事件與中國內部危機的國際化

郭文貴事件是上世紀林彪事件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雖然我們尚不能對這一事件的政治後果做出判斷，但這一事件將產生多方面的長遠影響則是無容置疑的。

能看得到的一個重大影響，就是加速中國內部危機的國際化。中國雖然是這一輪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但代價也極其巨大。二十八年前的六四事件之所以未能迫使中共進行根本性的政治變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鄧小平借全球化帶來的機會，把整個國家引入了誰“先富起來”的競爭，不僅暫時避開了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難題，而且進一步耗竭了中國變革的道德資源。中國雖然富起來了，但其內部的危機更加深重，以致不盡僅是多數富人，而且幾乎整個權貴和文化精英，都在海外，尤其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安排自己的“後路”。這樣的現像發生在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前所未有。

這一發展的邏輯結果是，一方面加劇了中國內部變革道德和社會資源不足的危機，另一方面，則導致了中國內部危機國際化的長期趨勢。郭文貴事件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可以想像，沒有這樣的大背景，郭文貴以一人之力挑戰整個國家機器來”討公道“，竟能夠迫使當局派人到美國來與之進行談判，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郭文貴究竟能夠討回多少公道，現在還很難說。因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而且，西方國家本身也深陷危機。西方不僅受到自身力量的限制，而且非常不願意看到中國陷入大規模內亂，進一步加劇全球的失序危機。

問題是，不論郭文貴能討回多少公道，他曝光的種種真相，已經並將繼續對中國精英階層乃至中產階級的選擇產生深遠影響。既然中國的權貴和財富精英把如此多的不義之財和子女，包括非婚子女放在了西方，那就說明，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未來並無信心，也不可能擔負起對未來的責任。為了自己的財富安全和子女前途，會有更多人試圖離開中國，至少也要留一條後路。

事實上，這個趨勢在近年的發展已經非常強勁。僅在美國，中國留學生的規模已達每年三十余萬之眾。這對美國的大學教育都產生了系統性的影響。美國公共電視網絡最近剛播放的一個記錄片“中國新一代的西方夢“（Reaching West: Dreams of China's New Generation）則清楚地表明，勢不可擋的留學大潮在中國已催生了一個可觀的產業。當局若斷然終止這一發展，會引發嚴重危機，若任其快速發展，也會帶來嚴重挑戰。

要害的問題，是中國的當權者的“改革”，並沒有能夠提供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向感和預期。習近平進來強調“文化自信”雖然有積極意義，但他對大學的思想控制，不能推動中國急需的思想解放和價值辯論。最近發生的馬裡蘭大學畢業致辭風波，更不用說郭文貴事件和由此引發的胡舒立、潘石屹在紐約起訴郭文貴的最新發展都表明，中國內部的價值危機、政治危機乃至司法危機，都表現出了國際化的明顯趨勢。

中國內部危機的國際化因郭文貴事件而加速，無論對中國還是國際社會，都是巨大的挑戰。中國精英如何應對這個挑戰，將不僅對自己的命運，也將對世界命運帶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