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国共末日临近与重建中华文化身份的挑战

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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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评论】国共末日临近与重建中华文化身份的挑战
粤语组制图

世界迎来了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爆发以来的第二个岁末,这是一个令所有文化精英反思的时刻,在酝酿本篇评论的过程中,我在《新世纪新闻》网页上惊喜地读到了许倬云老先生的表白,「中华文化最让我伤心的地方」,极大地启发了我对当前中国文明危机与全球文明危机的思考。

许多文化精英都认识到,即使明年多数国家能走出中国病毒的阴影,也走不出美中对抗的巨大阴影。如果病毒新变种击败了习近平的清零策略,因而击中了中国群体免疫力过低这个软肋,就有可能导致中国危机全面爆发,后果难以想像。最不堪的可能性之一,当然就是美中因台湾问题而爆发大战,但这还不是唯一的不堪后果,因为中国发生内乱以至促发整个东南亚的难民危机,也可以仅仅因经济崩盘而被触发。

许多人都明白,任何一种不堪后果若发生,都意味著中共的末日,也意味著它的孪生兄弟国民党的末日。事实上,国民党最近在台湾公投遭遇惨败,已经预示了这一天不再遥远。那么,国共末日之临近,与许老对中华文化蜕变之哀叹又有何相干?我的逻辑是这样的:许老点破了这样一个难堪的史实,那就是中华文化身份的危机,并非源于西方文明的正面挑战。在他看来,至迟从大清「盛世」开始,中华文化就失去了其人文主义的灵魂。许老先生没有点破的是,大清虽是中华史上最后一个(胡人)「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却有效地建立了一种「双轨」统治,也就是胡人不仅享有高度制度化的特权,也汲取了此前征服朝代的教训,竭力保留自己文化身份的独立和高于汉人的政治地位。

虽然满人的「制度创新」最终难逃被汉人腐蚀和同化的厄运,但中华文化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就是汉人身份不再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尊严,必然导致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灵魂被征服朝代下的名利追求掏空。在西方文明正面挑战大清帝国之前,汉人的文化精英始终无法挣脱这个致命的桎梏带来的无助困境。

洋人对大清的正面挑战,给汉人造反带来了机会和新的文化资源。于是,一个重建中华文化身份尊严的新策略产生了,这个策略就是把传统的改朝换代机制,注入来自西方的价值和文化资源。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一脉相承地贯彻了这个基本策略。为甚么不是别的策略成为主流,非此文所能论及,但基本事实是,中华文化的这个复兴策略不仅让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代价惨重,而且,正如许老指出的,完全没有解决失去人文主义灵魂这个核心问题,结果是,经济崛起非但不能给今日的中国人带来尊严,反而让许多海外华人被视为威胁。

在这个意义上,国共两党必亡是纵容杀戮的「文明复兴」策略之逻辑结果,但中华文化身份重建不会因国共两党末日到来而自动解决。南斯拉夫解体的战乱和俄乌冲突都证明,党天下终结不意味著杀戮文化的终结。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根源是数百年累积的文化困境,国共建构党天下,未能让中国走出困境,而是把中国的困境高度国际化了。这固然意味著新的和更大的风险,但对于所有中国人和华人而言,党天下的终结也意味著中国走出文化困境,有了全新的环境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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