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歷史為什麼是中國人的包袱?

對良知尚存的中國人來說,面對歷史,尤其是面對近代以來的歷史,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2009年的中國卻不得不面對一系列令人格外沉痛的重大歷史事件:五四運動9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飢荒50周年,六四20周年。

200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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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後的今天紀念五四運動之所以令中國人痛苦,最大的問題倒不是對當年的是非至今還在爭論,比如說,五四的文化激進主義是否成為後來各種激進主義危害中國的禍源?

在我看來,中國人今年紀念五四運動的最大悲哀,莫過於面對這樣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那就是90年以後,中國雖然有了幾千萬在校大學生,且校園高樓林立,設施先進,但當年學生崇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今日的校園裡卻成了一個遙遠的夢想。對五四運動最大的諷刺,就是各種紀念活動將由“共青團”來主持,而在今日的中國,“共青團”早已是專制奴才的符號。因此,由“團派”來主持五四90周年的紀念活動,就是讓他們來宣揚和証明奴才哲學又一次取得了偉大勝利。

國慶60周年的北京大典正在籌備,有消息說盛大閱兵式已投入緊張訓練,其中的民兵方陣雇用了數千乃至上萬失業者,成為千萬失業農民工們艷羨的對象。這個小小的細節,給中共革命的悲劇留下一個極具諷刺性的注腳。幾十年前,本人曾有機會成為民兵方陣中的一員。當時雖然知道自己是在“作秀”,但自以為是代表數百萬有真槍實彈的民兵,一旦“帝國主義”膽敢來犯,就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我真不明白,中共為什麼要在這次慶典中重現民兵方陣,難道他們不明白,這只能引起中國窮苦百姓的痛苦回憶,讓他們更清楚地看到,這個曾經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支持建立起來的中共政權,已經走向反面,以至於中共再也不敢把槍支彈藥真的發給窮苦百姓,因為誰都知道,窮苦百姓一旦有槍在手,類似甕安那樣的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

毫無疑問,中國官方將不會正式紀念有幾千萬人死亡的大飢荒50周年,但我希望,楊繼繩《墓碑》一書的出版,意味著民間紀念這一巨大災難的空間會不斷擴大。《墓碑》的出版是一個真正的裡程碑,那些拒絕承認這個可怕事件真實性的人,今後將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但是,不知道還需要多少年,中國才會舉行對這一事件的官方紀念,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如何理解這個事件本身,對中國人也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並沒有妨礙中國人繼續瘋狂地追求毛澤東去進行文化大革命,如何來理解這一段歷史?公開地接受大飢荒這個事實僅僅是理解這個災難的開始。

2009年最令中國當局神經緊張的歷史事件,當然是二十年前發生的六四慘案。從這次對待《零八憲章》的態度來看,中共當局絕無可能軟化對六四事件的立場,而最讓人感到沉痛的其實並不是可預見到當局的頑固態度,而是中國民眾對六四事件普遍的淡漠。

這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本身就值得中國人深思。關於民眾對六四的淡漠,有一種流行解釋是中國人對歷史集體健忘,因而不能從自己的苦難中汲取教訓。果真是這樣嗎?

在中國的歷史上,主張寬容的政治人物很少成功,而往往是自己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趙紫陽。正是這個被歷史反復強化的集體記憶,使歷史成為中國人的沉重包袱。蔣介石被趕出大陸的時候,他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是殺人太少,而毛澤東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比蔣介石的殺戮規模更大。蔣經國利用自己難以被挑戰的權威,在台灣走出了中國傳統的政治遊戲,但今日的中國大陸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在中共的集體領導中,誰主張政治和解,誰就一定先下台。如何走出這個困境?這恐怕不是僅僅研究中國歷史就能夠找到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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