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李莊案的深層意義

上周宣判的李莊案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從知識分子主導的輿論看,薄熙來贏了官司,輸了道義。因為他對李莊案的明顯操縱,他為陷害李莊而不擇手段,特別是他對法治理念的輕蔑,激起了許多法律人和知識人的憤怒,損害了他的開明形像,不利他的政治前途。

20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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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有一個深層的問題:薄熙來為什麼敢這樣做?現在看很清楚,從下決心在重慶打黑的第一天開始,薄熙來就沒把三十年來法制程序的進步放在眼裡,而是回到了文革時代“運動辦案”的傳統。薄熙來的這個決定體現了他的價值取向,也包含著他的一個大判斷:那就是自欺欺人的改革已無法繼續,只有“動真格”的政治家,才有勝出的可能。

早在李莊案發生前,旅美法學家馮像就看到了薄熙來“唱紅打黑”給職業“法律人”帶來的倫理困境。馮像對在中國“偽改革”中那些能夠左右逢源的“知識分子”做了深刻的批評,他指出,在長達三十年時間裡中國法治和教育未能取得實質進步,反而倒退,標榜信奉自由的知識分子難辭其咎。馮像指出,中國的“偽改革”造成了一種“打左燈、向右轉,說的和做的不一致,場面上的口號不是真實運作的規則”的大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如魚得水的人,都是人格分裂的”,他們“關起門來都喜歡高談自由、民主、憲政、人權”,但在生活中卻離不開專制賦予的特權,因而情願和不情願地淪為專制的奴才和工具。

李莊就是這類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按照最新一期《南風窗》的說法,近年來他所代表的“有背景”的“北京律師”,“已經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品牌’,一方面,他們在很多敏感案件中,挺身而出,堅持法制,勉力推進中國司法進步,另一方面,他們又被認為身處京城,與最高司法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凝結專家資源、媒體資源來干預司法”。

李莊在薄熙來的操縱下被判入獄,不僅是他本人的悲劇,也是他的那些不得不奉命行事判他有罪的法律同行們的悲劇。李莊案以最戲劇性的方式,印證了馮像所指出的中國法律人和知識人的困境。李莊們的更大悲劇還在於,相當多的民眾對他們的遭遇既不理解,更不同情。也就是說,薄熙來雖然被自由知識分子認為是道義上的輸家,但很可能在更多底層民眾的眼裡卻是道義上的贏家。

如果事情果真是這樣,那麼李莊案對未來中國的意義是十分嚴峻的,因為這意味著21世紀出現一個全面法西斯化的中國確有可能。未來中國的真正危險,其實並不來自薄熙來們有什麼樣的政治野心,而是來自缺少足夠數量追求法治和公正的知識分子,能像薄熙來那樣橫下一條心,用行動來爭取民眾的支持。

中國確實有一批義無反顧、起而行道的知識分子和法律人。《南風窗》的評論中就提到了公盟的創始人許志永。許志永代表了一群全身心投入弱勢群體維權的公益律師,他們低調而執著地為那些最弱勢的群體提供法律服務。還有像艾未未這樣的勇者,高調挑戰當局的不義,冒著被“人間蒸發”的危險,與公檢法“較真”。不過,看過艾未未們制作的《老媽蹄花》,你不能不對他們的品格和勇氣由衷敬佩的同時,也不能不產生憂慮,面對如此強大而又蠻不講理的專制政權,這種“以卵擊石”的英雄行為如何能動員與之抗衡的力量?

最近讀到前不久被當局解除公職的範亞峰的報告,看到了一個同樣堅定的有思想影響力的自由知識分子代表。範亞峰認為,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最大的板塊(基督教家庭教會)和黨國的碰撞”階段,“如果家庭教會的板塊不能夠被黨國控制,那麼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的民主轉型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而這個突破口的打開對於整個中國社會和世界格局影響都是巨大的。”

李莊案說明,決定中國未來的制度博弈已在實踐層面打響。薄熙來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著手建設一個沒有法治的“公平社會”。只有更多真正信仰法治的知識人和法律人像範亞峰那樣投身民間,訴諸行動,才可能為中國贏得真正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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