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方舟子對韓寒的無端攻擊，無論他個人是否自覺，實際上代表了專制文化勢力向反專制文化勢力的一種攻擊。因此，這個事件具有重要的公共意義。專制文化的本質，就是要瓦解民眾的公共政治意識，把公共政治問題轉化為個人紛爭和群體衝突，從而造成有利對民眾分而治之的效果。
這一點可以從孔慶東辱罵香港人產生的結果看得非常清楚。港人享有大陸人尚未有的自治權利，但這種權利受到了中共專制政權的擠壓。其結果，就是香港普通人的權益，日益受到中共香港政策的威脅。大陸對香港的政策不僅有利於香港富人，而且有利於大陸的暴富階層。這種政策令不勞而獲的食租階層從香港畸形的經濟中獲益比重越來越高，這自然引起香港自食其力的普通人不滿。一些香港人由此產生了對內地游客的反感，是很難避免的事情。因為大量游客湧入不僅提高了香港地租，而且還擠占了許多香港的公共資源。在這個背景下，內地人的一些陋習就變得難以容忍了。香港地鐵中發生的那個小事件，不能說沒有這種不滿的流露。孔慶東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不僅借此對港人進行極其侮辱性的謾罵，而且作出了港人甘作洋奴的政治解讀，煽動內地人對港人的仇視。
總體上，孔慶東這一次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不僅讓自己，也讓支持他的勢力，包括一貫支持他的北大校長處於尷尬地位。孔慶東這條專制政權的走狗和文化打手，正在給他的主子幫倒忙，從而給自己帶來大麻煩。而韓寒決定把方舟子告上法庭，也很可能產生同樣的結果。韓寒此舉，將把公眾輿論引向對司法公正的關注，從而給專制政府帶來新的壓力。如果法庭出於政治原因不能秉公而斷，則方舟子攻擊韓寒這把火，就會燒到政府頭上。
最近中國發生的這些“公共話語政治”事件表明，網絡時代對專制文化不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網絡言論空間剝奪了專制文化分子的話語壟斷權。在傳統媒體時代，像孔慶東這樣的人可以口無遮攔地謾罵反專制的人，而對手的還擊則受到政府言論管制的約束。更重要的是，在傳統媒體時代，中國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言論空間，因此，不可能形成“公論”。古人有言，“世人自有公論”。其實一種言論的是非以及表達者的個人品格是不難判斷的，但在過去，中國沒有可能形成對公共言論的公共評判。正因如此，中國的官僚和文人形成了極不好的文風和習氣。他們可以“睜眼說瞎話”而不受懲罰，而現在這樣做是越來越難了。
網絡時代的公共話語空間給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國人提供了培育新政治文明的土壤，而水平越來越高的“公論”則為新政治文明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營養。我們從韓寒的成長，看到了在這片新土壤和營養的滋潤下，新政治文明在中國興起的希望。
新政治文明是反專制的，但如何才能最有效的反對專制？這不僅需要敢於對專制政權的弊端進行有力的批評，而且要有能力清算毒害人民至深的專制文化。專制文化是一種分裂人民的文化，在這種文化的毒害下，人民缺乏相互尊重，更缺乏反思自己的能力。韓寒最近言論的一個新變化，就是體現了一種自我反思意識的覺醒。這是非常寶貴的變化。
在這方面，可以說韓寒已經走到了許多中國知識精英的前面。一些原來熱烈支持韓寒的人對他最近的一些言論感到困惑和惱怒。有人甚至懷疑，韓寒是否在被國保請“喝茶”後，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
韓寒關於革命、民主和自由的議論確有許多可爭議之處，但從中我看到了一個公共意見領袖最寶貴的品格，這就是誠實。公共知識分子不僅要對公眾誠實，更要對自己誠實。誠實是對別人最大的尊重，也是專制制度最可怕的敵人。因為誠實的公共言論可以讓依賴謊言的專制制度徹底失去統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