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中国政治的伦理困境

薄熙来以非常方式被“拿下”,凸显中国政治的伦理困境。这个困境既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现实。

201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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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中国政治,朝廷对于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一直抱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中央当权者一方面希望封疆大吏有所作为,帮助朝廷解决难题,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他们太有作为,以致“功高震主”,彰显中央当权者的无能,甚至有篡位的危险。因此,聪明的封疆大吏应该懂得“功成身退”,这样才可以避免杀身之祸。薄熙来显然不愿接受这个古训,结果招致“身败名裂”的下场。

薄熙来并非不知有风险,他冒险一搏,也有自己的道理。道理之一,就是近三十年来中共一直是打著社会主义的旗号,行的却是资本主义之实。同不少人一样,薄熙来认为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政治已经搞不下去了,否则国将大乱。

但反对薄熙来的一方,也不是没有道理。首先是从内心里就不相信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且如今资本主义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再折腾一回,不是要天下大乱?更大的问题是,薄熙来是否真信社会主义,只有天知道。让这个野心家上台,岂非对国家和历史不负责任?

问题是,用什么手段来阻止薄熙来?很明显,这一次中共动用的是不讲道理的“大家长”机制。这就引出一系列政治伦理和个人伦理问题。首先,就中共党内政治博弈的规则而言,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就是拍板“拿下”薄熙来的究竟是即将离任的胡锦涛一人之独断,还是他和即将上任的大家长习近平的共同决定。我倾向相信是后一种情况,但如果真是前一种情况,则说明中共最高层的派系之争,已经到了危及整个政权稳定的程度。但如果是后者,则既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形势极其严峻的判断,同时也说明他在太子党中还没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也缺乏信心,不得不用这种非常手段来“立威”,顾不上会有“公报私仇”和“不仁义”的非议。

总之,使用“大家长”机制“拿下”薄熙来,说明中共高层不仅存在著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权斗,而且说明,高层领导人之间极端缺乏基本的人格互信,因此不能正常沟通,对外守住团结的形像,而不得不把内部恶斗的黑幕暴之于天下。
对于中共大家长视国法如无物,动用家法,乃至动用不磊落的手段与薄熙来进行权斗,不少右派人士采取了视而不见,甚至是欢欣鼓舞的态度。这种现像反映了中国更有普遍性的道德困境。左右之争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旋律,无论在哪个国家,人群中都会有左右之分,所不同者,是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左右之争所遵循的政治伦理和人生哲学存在极大差异,因此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

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在那些欢呼薄熙来下台,欢呼重庆模式终结的右派朋友身上,有一种可悲的犬儒精神。这种倾向反映出他们对于改变中国大一统的专制传统不感兴趣,或不存希望。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只配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在毛式领袖的统治下,由穷小子们专政,要么就是在昏庸的皇权治理下,富人和文人偷享没有普遍尊严的自由。因此,两者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后者。

我以为中国人有机会作出更光明的选择。温家宝指责薄熙来要搞文革,不仅是对政敌的中伤,也包含著对民众的轻蔑。他反映了左右派对手之间缺乏尊重和对底层民众的恐惧。而历史告诉我们,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以及对穷人的轻蔑,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后果。

薄熙来上演的精彩重庆大戏终以震撼世界的方式落下帷幕。这段历史对中国未来意味著什么,取决于中国精英如何从以往政争的血腥记忆汲取教训。薄熙来搞重庆模式,当然是为了个人野心,但谁又见过没有野心家的政治游戏?围绕“重庆模式”的争议,不仅呼唤更加公平的社会政策,而且呼唤更文明的政治伦理和游戏规则,能让野心家们有更多的机会为社会造福而不是兴难。这不仅要求政治家们能超越“谋反”和“削藩”的思维,也要求全体中国精英都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准则。(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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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says:
2012/03/22 13:46

中国不是不需要野心家,而是正需要野心家。中国的政治不需要不折腾,而正需要光明正大地公开竞争。可以想见,未来中国的社会自由度,不会比前几年好多少,因为有派系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宽容度大些;而大一统的权力体系下,权力对民众的约束只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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