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中国模式”与庞氏骗局

本期《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栏目,主题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我不禁用“中国模式”作主题搜索了一下,竟有一千两百万条。

201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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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之所以成为媒体反复炒作的话题,根本的原因是许多人对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深感困惑,找不到满意和信服的理解。

我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六四”以前的“中国模式”是不能与“六四”以后的“中国模式”混为一谈的。“六四”以前的“中国模式”,是文革乱局与毛去世形成的特定政治环境下,极权国家的领导人响应民意、 自我革新的勇敢尝试,而“六四”以后的“中国模式”,则是被“六四”风波和“苏东”解体震惊的权势集团,顺著变革的牺牲者炸开的突破口,利用经济全球化为极权体制的生存作怯懦挣扎的产物。虽是同一个极权国家,但两个阶段当权者的精神和道德状态大不相同,因此,经济高速增长的性质和后果也大不相同。

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困惑主要来自于如何理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解放性”,即对民间和地方自主性的解放,而九十年代的高速增长,则越来越具有剥夺性。那么,这种高度剥夺性的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实现呢?我认为借助庞氏骗局这个博弈模式,可以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有深一步的理解。

庞氏骗局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要素是引资者自己知道这是一个不道义因而不可持续的游戏,第二个因素,引资者能让足够数量的投资者相信,有短期获利的很大可能。缺少任一要素,庞氏骗局都不成立。庞氏骗局是不准备对投资者负责的,但这并不排斥引资者让部分投资者一时获利,尤其是让先投资的人获利,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但不论是否有投资者从这个游戏中获利,引资者自己对游戏的道德基础和可持续性并无信心,决定了这个游戏必定以不良后果而告终。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特殊的庞氏骗局,因为主持这个骗局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极权国家。经典的庞氏骗局,主要是用后来者的投资去付先来者的红利,这样,只要后来者增加的速度足够快,庞氏骗局就能得逞。我们看到,由极权国家主持的庞氏骗局,是用透支国民的福利和未来来吸引外资的。吸引外资本来不是坏事,但中国当权者一方面打著社会主义的旗号,另一方面却明显向右转,用不顾长远,不顾后果的劳工政策、 社会政策和环保政策让外资获得暴利。

早有明眼人,比如预言中国崩溃的章家敦,看穿了“中国模式”的庞氏骗局本质,但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以举国之力支持的庞氏游戏,具有极其可怕的迷惑力。毕竟,在这个过程中,勤劳的中国人确实创造了不少真实的经济奇迹。而正如许知远所说的,把中国人的经济成就与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及各种弊政混在一起冠以“中国模式”,实际上助长了庞氏骗局的欺人效应。

目前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地方政府以至黑社会效仿中央政府,发展出形形色色的庞氏骗局,已经到了中央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些骗局不断引发大大小小的灾难。近来西南发生的大旱,以及接连不断的矿难,无不与庞氏骗局掩盖下政府多年的积弊和基层失序有密切关系。西南的旱灾表面上看纯属天灾,但已经有人指出,此次大灾后面有极大的人为因素,中共水利政策的根本性错误以及近年在林业开发方面的急功近利,才是真正的祸根。至于制止不住的矿难,则充分暴露了中国的底层已经陷入令人难以想像的极度混乱,每一天都在制造人间惨剧。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威胁最大的庞氏骗局,就是地方“土地财政”引发的房价飞涨。最近,新华社不同寻常地连发五篇文章, 痛斥地方政府的腐败酿高房价,说明中央当局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房地产的庞氏游戏崩盘,就可能引发更多庞氏骗局崩盘,这不仅将带来更大的灾难,也将赋予“中国模式”十分尴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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