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思潮是現代文明的一種傳染病，只有很少的國家和文明沒有受到這種傳染病的影響，但是，並非所有國家和文明都像中國這樣受到如此巨大的影響和傷害。這固然有歷史性的偶然因素和地緣政治因素，但中國文化本身的弱點是一個重要的內在因素。
日本比中國更早傳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日本知識分子中也不乏願為共產主義獻身者，但為什麼共產主義運動在日本和中國的命運會截然不同？考慮到日本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這個問題就更值得我們去深思。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對許多人的吸引力在於它許諾一個現世的大同世界，並論證了實現這一理想的唯一手段是暴力革命。那麼，日本文明中的什麼傳統讓她對這一巨大的誘惑產生了比較大的免疫力，而中國文明中的什麼傳統則使得中國人受到共產主義如此致命的感染？我贊同這樣一個判斷，日本的封建制度帶來的地方自治傳統和貴族文化，是日本文明產生對共產主義的抵抗力的重要文化資源。而中國的大一統皇權傳統及其內生的造反文化和奴才文化，則成為共產黨在中國立腳生根的文化土壤。
大家都承認，中共能打下江山，毛澤東功勞最大，而毛澤東最大的功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實也就是利用馬克思的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改造了中國的造反文化。毛澤東並沒有讀多少馬列的書，但是他非常敏銳地看到了中國傳統造反機制的不足，堅定不移地把俄國革命的各種組織和文化元素引入以中國農民為主體的造反武裝，同時又成功地利用了共產主義運動中包含的基督教文明元素改造了知識精英對待勞工階層的態度，使中國的造反者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文化力量。而蔣介石的一個致命錯誤就是低估了中共的這種文化優勢。
毛澤東一生都熱衷於造反文化的創新，文革是他的最後努力。但歷史證明，不惜毀滅文明的造反絕不可能通向自由。鄧小平從文革經歷中親身體會到了這種反文明的造反機制的可怕後果，下決心與造反徹底告別。1989年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就完全反映了他的這種心態。六四之後，鄧小平的所作所為實際上開辟了中共的另一個時代，從政治文化的角度，這是一個對中國傳統的奴才文化進行現代化改造的時代。
中國的政治大一統，打江山要靠造反機制，而保江山就只能靠奴才機制，舍此，中國精英還沒有新的創造。中共能夠在其他紅色政權紛紛倒塌的國際背景下，不僅生存下來了，而且還創造了經濟成長的奇跡，不能不說與中共對奴才文化的創新有很大關系。
鄧小平對中國奴才文化最重大的創新，就是把奴才治國制度化了。在這方面，中共可以說比蘇共還走得更遠，因為蘇共還是終身制，而鄧小平不僅搞了有限任期，還搞了年齡封頂。這種制度安排對一代一代願做奴才的人產生了極大激勵，形成了後浪推前浪的效果。歷史上，中國的奴才是不敢有皇帝夢的，而現在，奴才也有了做皇帝的制度化渠道。
鄧小平對奴才文化的這種創新完全有可能像毛澤東對造反文化的創新一樣，產生巨大的災難性後果。對於這一點，我相信人們越來越看得清楚了。最近發生的郭美美事件，再生動不過地說明，在奴才文化無處不彌漫的社會氛圍下，中國權力精英的集體沉淪可以走多遠。
但是，中國文化的困境就表現在，中國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無法超越大一統的傳統思維。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的話語游戲看不到別的選擇，不是推倒重來，就是委屈求全。中共的崛起和蛻變，是中國這一文化困境的產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關系並不大。中共借共產主義運動改造了造反機制，現在又從西方民主體制得到啟發改造了奴才機制。而事實是，中國人如果不能超越不做奴才就造反的傳統思維，就不可能找到通向自由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