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中國外交困境的根源

對此，中國權勢集團的解釋很簡單，中國陷入外交困境是因為中國的迅速崛起，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不願失去對世界的霸權，因此千方百計，策動一個鉗制中國的國際陰謀，而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國家，也不反對壓制一下中國的勢頭。應該承認，官方的這種想法，代表了不少中國人，既有專制的既得利益者，但也不乏在這個體制下飽受傷害的平民百姓。這是因為，官方的邏輯，折射了中國人“叢林”游戲的生存體驗。這種體驗告訴他們，以強凌弱是不變的生存法則，因此，任何一個新強者的出現，都會遭到普遍抵制。

不過，中國的當權者們一方面在私下檢討自己是否過於張揚，同時也對美國和西方憤憤不平。因為他們可以指天發誓，中國確實沒有稱霸之心。而且，當年西方列強崛起之時，對弱國的霸道與矯情，與今日中國的國際行為，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何況中國的崛起，對今日西方與世界的繁榮貢獻巨大。現在，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在富國和窮國都已經是普通人生活的必需，而中國的儲蓄和投資已經成為發達國家金融系統和許多窮國基礎設施和初級產業不可或缺的血液。正如習近平在墨西哥所表達的，西方對中國無權說三道四，更不應橫生杯葛。

那麼，西方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戒備與恐懼之心，是否出於人類嫉妒的本性呢？在中國的權勢精英看來，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因為中國並無害人之心，更無軍事野心。中國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在這個和諧世界中保留自己的民族尊嚴與文化個性。為此，中國的當權者不惜在金錢、物質，甚至在國土和資源權益上做出重大犧牲。事實上，中國當局也這麼做了，但西方和世界各國為什麼還要對中國的崛起懷有敵意呢？難道非要把中國搞跨不可？

令中國權勢精英們最為沮喪的是，西方人似乎無法理解，把中國政府搞垮了，對誰也沒有好處，而只能是中國和世界的一場大災難。其實，二十年來，西方人和世界的多數國家接受了中國權勢精英的這個邏輯，正因如此，西方國家甚至願意“忘掉”六四，與中國當局合作。那為什麼這一次西方對中國又突然變臉了呢？

一種解釋就是，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與西方和周邊多國開始有了越來越大的利益衝突，而在之前，利益的互補性壓倒了利益的矛盾。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並不是中國陷入外交困境的真正根源。金融危機的發生，確實使得中國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的利益互補性下降，衝突性增加，這一點特別變現在關於彙率和貿易的平衡問題上。但是，這種矛盾過去也在發達國家內部以及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工業國之間發生過，雖然造成關系緊張，但與中國現在面對的局面有本質不同。

關鍵在於，中國的權勢精英們認為，中國的實力已經強大到可以把自己“核心利益”的底牌亮給美國和西方，而最核心的底牌，就是中共當權者將不惜犧牲本國國民的根本利益，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維持極權統治。而這個底牌讓西方和世界的多數國家發現，他們很難再繼續欺騙自己，認為中國一定會理性地發生和平演變，中共統治集團與文明世界的價值對立會逐漸被消解。

有人會想，如果沒有北朝鮮問題，中國外交就不會被金正日綁架，中國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外交麻煩或許不至於走這麼遠？北朝鮮確實是一個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中共統治者自己的價值取向與金正日一樣，是對抗世界的進步潮流的。

一百多年前，朝鮮的守舊派把拖延變革的清朝拖入了災難性的甲午之戰，加速了清朝的滅亡。今天，為文明世界所鄙視的金氏政權，又讓拖延變革的中國政權陷入了一個得不到世界同情的外交困境。中共的當權者應該猛醒了，否則，他們就會讓中國再一次為自己的錯誤選擇突出慘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