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中国经济转型难在何处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经济需要转型,需要增加居民消费,但很少有人对此真有信心。中国经济转型究竟难在何处呢?

200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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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消费不足是因为老百姓的储蓄太多,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居民为了买房、为子女教育和防病而储蓄,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穷人太多,他们不是有钱不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基本格局是:政府富,百姓穷,尤其是农民穷。

经济学者张曙光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2.6%,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仅增长了40.5%。

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但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随著城市土地价格飞涨,许多农民工的房租增长比工资更快,农民相对贫困的问题在加剧而不是在减轻。

既然政府有钱,百姓没钱,要提高居民消费的办法不是很明白吗?政府多把钱分给老百姓,尤其是分给农民,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有经济学家在评论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时说,美国经济要由奢入俭,而中国经济要由俭入奢。依照常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这个常识对中国并不适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只会敛财却完全不会散财的政府,而要实质性地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仅靠减税已经不够,需要大幅度地增加对穷人的财政支出,这恰恰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也最不会做的事情。

在决策的层面,大规模增加对穷人,尤其是对农民的财政支出遭到来自官员和学者的有力阻击。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首先要保增长,如果政府不把钱用来维持高增长,增长速度就会跌下来,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这究竟是一种恫吓战术,用来维持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还是一个真实的危险呢?

我认为两个因素都存在。多年的高速增长,确实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许多人都是在分配投资和大型工程中寻租来发财和谋生的,一旦大幅降低政府投资,利益就要受损,更重要的是,伴随著各种寻租活动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也高度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如餐饮和色情服务,就很可能与政府的投资规模存在相当关联。财政政策向穷人和农民福利的明显倾斜,意味著对这些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下降。这就好像一个吸毒者,他的肌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突然戒毒,身体会发生强烈的不适反应,以至有严重的健康危险。

在执行层面,问题就更大了。中国广大的贫穷人口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农村,这些地方不仅百姓穷,政府也穷,很多地方政府连给官员发工资都困难。中央政府扩大对这些地方的转移支付,立即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一个是会刺激更多腐败的发生。最近贵阳市有一条新闻,就是发现大批不应该享受低保的人,靠“人情”关系而拿到低保。城市尚如此,农村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最新一期的《南风窗》杂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兰州:穷政府与穷百姓的博弈”,文章说,不发达地区政府有一种很强烈的“收费情节”,让这些满怀“收费情节”的地方政府对众多的贫困百姓发放福利,就好像让一个强盗突然转换角色去做行善的施主,这个转换绝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本质行来说,维持大量的贫穷人口,是专制的内在需要。因为当多数人口都有了超过基本需求的财富,他们的权力意识就会增长,与政府博弈的能力就会增强。而中国的权贵阶层凭著自己的本能就会懂得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对于减少碳排放的积极性,要远远大于减少贫困的积极性。这不仅是因为权贵阶层自己也希望有一个更清洁的绿色环境,而且,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好的借口让政府花更多的钱,而不是把更多的钱还给老百姓,让来百姓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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