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萬里、習仲勛的幸運與習近平的不幸

中國八十年代改革和開放如果沒有萬里在安徽支持農民包產到戶，沒有習仲勛在廣東支持農村企業對外開放，鄧小平的路線就完全可能輸給陳雲的路線，中國經濟也就不會發生歷史性的崛起。我相信，隨著歷史的真相越來越被後人知曉和理解，即使在中共之後，這兩位共產黨人的歷史英名都不會受損，而習近平則很可能永遠背上歷史的罵名。

萬里和習仲勛的歷史地位，固然與他們卓越的人品有關，但我們都知道，投身中共革命者中不乏品格優秀的人，但絕大多數都沒有萬里和習仲勛那樣幸運。很多人還沒有來得及反思，就被中共血腥的內鬥吞噬，或者被官場逆向選擇淘汰。不少幸存者雖然從革命害人害己的殘酷現實中清醒過來，但已經永遠失去了彌補和糾正中共和個人罪錯的機會，從而失去了自我救贖的機會。萬里和習仲勛則不然，他們不僅有機會從整人和被整的切身經歷中獲得了反思力，而且，還借文革後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重返權力，獲得了推動個人解放和社會進步來自我救贖的機會。

萬里和習仲勛都屬於中共領導人中更富於人文精神，更崇尚自由和解放的一類，因此，對中共革命給農民帶來的苦難，兩人都有深切的罪感。如果沒有毛死後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沒有當時嚴峻的經濟形勢，這種人很難得到封疆大吏的權位。文革後的皖粵兩省，是中國農村危機最突出的地方，安徽的農民吃不飽飯，廣東的農民往香港跑。文革後中央的當權者清醒地知道，派平庸之輩去這兩省主政，穩不住大局。於是才有了萬里和習仲勛為改革破局的機會，而兩個人都義無反顧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性的機會。

一旦天下升平，就容不得能臣和進取之士，這是大一統的中國不變的政治邏輯。而這個邏輯，必然會帶來不可抑制的政治衰敗和社會潰敗。習近平的不幸就在於，他的政治經驗和官宦生涯，基本上都發生在這個政治衰敗的周期，而他被推上最高權位，更是與中國瀕臨危機全面爆發密切相關。

當然，習近平並非沒有機會，因為正是他的父輩實現的改革突破，給中國帶來了百余年來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國有了重建內部秩序和世界秩序的經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

習近平的麻煩就在於，在政治衰敗和社會腐敗的大勢下，他為了政治生存和仕途發展，不得不讓自己的世界觀和是非觀做出適應性調整，否則，他早就在權位競爭中出局。即便是萬里和習仲勛這兩位改革的大功臣，為了子女和親友的利益，也不得不選擇了中國治世能臣退隱保全的傳統之策。這雖然無可指責，但習近平顯然從中得出了非常負面的教訓。

習近平能否超越黨天下的政治思維，推動中國政治的進步，黨天下的政治思維，他個人迄今為止的言行和表現，令人難以樂觀。這無疑增加了中國再度錯失歷史良機，重陷治亂循環的可能。果真如此，習近平自然逃不脫歷史的罵名。

不過，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已經和百年前大不一樣，習近平超越不了自己，還不等於中國就不能走出治亂循環的宿命。如果事態的發展是中國超越了習近平，從而實現了政治秩序的歷史性突破，那麼習近平還是逃脫不了罵名。那麼，習近平還有沒有機會超越自己，像他的父輩那樣建立歷史性的功業呢？

無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預判。但我相信，他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堅持中央集權，而不是選任萬里和他的父親習仲勛那樣品格的人去地方探尋出路，他將逃不脫歷史的罵名。

有人會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找不到萬里、習仲勛這樣的人了。我不能接受這個判斷。真正的挑戰是，習近平這樣做會不會像華國鋒當年那樣危及自己的權位。面對這個挑戰，習近平需要的不僅是更多的自信，而是像萬里和他的父親習仲勛那樣對正義和歷史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