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萬里、習仲勛的幸運與習近平的不幸


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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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八十年代改革和開放如果沒有萬里在安徽支持農民包產到戶,沒有習仲勛在廣東支持農村企業對外開放,鄧小平的路線就完全可能輸給陳雲的路線,中國經濟也就不會發生歷史性的崛起。我相信,隨著歷史的真相越來越被後人知曉和理解,即使在中共之後,這兩位共產黨人的歷史英名都不會受損,而習近平則很可能永遠背上歷史的罵名。

萬里和習仲勛的歷史地位,固然與他們卓越的人品有關,但我們都知道,投身中共革命者中不乏品格優秀的人,但絕大多數都沒有萬里和習仲勛那樣幸運。很多人還沒有來得及反思,就被中共血腥的內鬥吞噬,或者被官場逆向選擇淘汰。不少幸存者雖然從革命害人害己的殘酷現實中清醒過來,但已經永遠失去了彌補和糾正中共和個人罪錯的機會,從而失去了自我救贖的機會。萬里和習仲勛則不然,他們不僅有機會從整人和被整的切身經歷中獲得了反思力,而且,還借文革後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重返權力,獲得了推動個人解放和社會進步來自我救贖的機會。

萬里和習仲勛都屬於中共領導人中更富於人文精神,更崇尚自由和解放的一類,因此,對中共革命給農民帶來的苦難,兩人都有深切的罪感。如果沒有毛死後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沒有當時嚴峻的經濟形勢,這種人很難得到封疆大吏的權位。文革後的皖粵兩省,是中國農村危機最突出的地方,安徽的農民吃不飽飯,廣東的農民往香港跑。文革後中央的當權者清醒地知道,派平庸之輩去這兩省主政,穩不住大局。於是才有了萬里和習仲勛為改革破局的機會,而兩個人都義無反顧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性的機會。

一旦天下升平,就容不得能臣和進取之士,這是大一統的中國不變的政治邏輯。而這個邏輯,必然會帶來不可抑制的政治衰敗和社會潰敗。習近平的不幸就在於,他的政治經驗和官宦生涯,基本上都發生在這個政治衰敗的周期,而他被推上最高權位,更是與中國瀕臨危機全面爆發密切相關。

當然,習近平並非沒有機會,因為正是他的父輩實現的改革突破,給中國帶來了百余年來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國有了重建內部秩序和世界秩序的經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

習近平的麻煩就在於,在政治衰敗和社會腐敗的大勢下,他為了政治生存和仕途發展,不得不讓自己的世界觀和是非觀做出適應性調整,否則,他早就在權位競爭中出局。即便是萬里和習仲勛這兩位改革的大功臣,為了子女和親友的利益,也不得不選擇了中國治世能臣退隱保全的傳統之策。這雖然無可指責,但習近平顯然從中得出了非常負面的教訓。

習近平能否超越黨天下的政治思維,推動中國政治的進步,黨天下的政治思維,他個人迄今為止的言行和表現,令人難以樂觀。這無疑增加了中國再度錯失歷史良機,重陷治亂循環的可能。果真如此,習近平自然逃不脫歷史的罵名。

不過,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已經和百年前大不一樣,習近平超越不了自己,還不等於中國就不能走出治亂循環的宿命。如果事態的發展是中國超越了習近平,從而實現了政治秩序的歷史性突破,那麼習近平還是逃脫不了罵名。那麼,習近平還有沒有機會超越自己,像他的父輩那樣建立歷史性的功業呢?

無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預判。但我相信,他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堅持中央集權,而不是選任萬里和他的父親習仲勛那樣品格的人去地方探尋出路,他將逃不脫歷史的罵名。

有人會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找不到萬里、習仲勛這樣的人了。我不能接受這個判斷。真正的挑戰是,習近平這樣做會不會像華國鋒當年那樣危及自己的權位。面對這個挑戰,習近平需要的不僅是更多的自信,而是像萬里和他的父親習仲勛那樣對正義和歷史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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