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德國人慶祝柏林牆倒塌25周年,經歷過六四的一代中國知識人,心情是復雜的。我們無法回避又很難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又有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我們中國人離自由到來的那一天還有多遠?
我相信,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在各大城市同仇敵愾的學生和學者們,今天對這個問題的想法分歧之大,是當年絕對無法想像的。且不說一些人早已背棄了自由的理想,即便是依然向往自由的知識人,今天對中國獲得自由的前景,也有了非常不同的判斷。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自由的理解比當年要深刻許多,而且,對中國文化,對中國人的集體性格,也有了更多自覺。正因如此,一些人對中國人能不能得自由有了很大懷疑。有人甚至認為中國人不配得自由,因為25年來的許多經驗,再次驗證了魯迅當年對中國國民性的一些論斷,其中之一,就是想做穩奴才的中國人實在太多。最令人沮喪的,莫過於過去25年許多中國人有機會在國外親歷自由,回來以後反而不信自由,反對自由,熱衷於奴役自己的同胞。今日中國各種文化沉渣的泛起,加劇了不少人對中國自由前景的悲觀。無論是死不改悔的"老紅衛兵",還是沉迷於"小時代"的郭敬明們,都告訴我們,確有一些中國人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不過,不管中國人能不能理解自由,21世紀的世界大勢是,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人若不選擇一種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民主自治的制度,將不僅是中國的災難,也是世界的災難。換句話說,21世紀的世界,已經容不得一個反自由的中國。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不久前秦暉發表的文章"中國的下一步改革事關世界前途",就代表了這種看法。秦暉認為,08年爆發的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不同於此前資本主義的危機,而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帶來的嚴重失衡有直接關系。這意味著,中國人甘心被剝奪,被透支,世界也不能答應,因為這已經不是中國的內政,而關系到全球經濟能否平衡和穩定。
在本周的APEC峰會前夕,習近平提出了"亞太夢",他說,"隨著綜合國力上升,中國有能力、有意願向亞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特別是為促進區域合作深入發展提出新倡議新設想"。"亞太夢"固然表達了習近平在全球舞台的雄心,但要"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的說法,反映了習近平感受到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政治壓力。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秩序的衝擊其實主要不來自於中國以強凌弱,而是中國自我剝奪和自我透支的發展模式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由此帶來的嚴重不平衡,既是中國不穩定之源,也是世界不穩定之源,中國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因此,把未來中國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押注於中國人對權力的迷信,押注於中國的奴性,表面上看"符合國情",其實是完全靠不住的。
一些堅信自由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到了這一點,因而對中國的自由很樂觀,他們的基本邏輯就是:因為奴役的路走不通,所以自由會很快到來。我認為這個邏輯未免過於簡單化了。
從當前中國的技術和財力的角度看,中國面臨的很多實際問題似乎並不難解決。比如北京的空氣污染,此次為了保證APEC會議期間,把河北的企業一停,立竿見影,出現了所謂的"APEC藍"。以北京和中央的財力,足以通過補償收入的方式終結這些污染。但現實的政治過程,完全無法實現這種技術和經濟可能性,因為在污染和環保事業中,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和尋租機會,現在的體制和法制對此無能為力。
那麼中國人難以得自由的症結何在呢?很多人認為是制度問題,但這種主流的解釋很容易陷入循環邏輯,也就是因為制度不好,所以制度不好。這種邏輯很難回答如何改變制度的問題。
在當今的時代和技術條件下,資訊高度發達,交流極為便利,中國人有空前好的機會向自治和自由的社會學習自由人如何思維和交流,而不是簡單的模仿他們的制度。我以為這是中國早日得自由的關鍵所在。中國人在這方面進步越快,離獲得自由的那一天也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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