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占中運動與全球中產階級革命


2014.10.07
commentary-620jpg.jpg 香港的"雨傘革命"是全球性的中產階級革命。(圖片由在場人士提供﹐2014年10月2日)

 

占中運動發展成為"雨傘革命",我和許多人一樣感到意外。但是,當我看到"雨傘革命"的主體和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一樣,主體是大學生和高中生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這這場運動後面有更深刻的全球背景,也就是全球性的中產階級革命。

去年年中,在土耳其和巴西發生大規模示威之後,福山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目是"新興國家的麻煩:中產階級革命?" 。文章對我們理解當前香港學生的抗爭運動及其對中國大陸未來政制發展的關系,有很大啟發意義。

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3_07_06_156206.shtml

福山指出,從埃及"阿拉伯之春"以來,世界上接連發生的抗議浪潮"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新一代中產階級的全球性崛起"。

福山主張"用教育背景、從事職業和資本資產來界定中產階級更為合理","因為以上三方面能更好地預測其潛在的政治行為。許多跨國研究,包括皮尤研究中心(Pew)近期的一些調研和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世界價值觀調查項目(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顯示: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們所要求的社會民主度和個人自由度就會越高,人們對生活方式多樣化的追求,也會隨受教育水平而提高。中產階級期望的不僅僅是家人的安全,還有更多屬於自己的選擇和機會"。

福山還指出,"無論是專制政權還是民主政權,中產階級始終站在反對濫用權力的第一線上。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示威抗議轉變成持久的政治變革、如何樹立國家組織機構的新風貌,以及實施全新的政治決策" ..."雖然這些抗議、起義和短暫的革命通常是由新晉的中產階級成員領導,可他們很少能夠憑借本階層引領長期的政治變革"。

在這裡,福山既指出了中產階級率先反抗權力腐敗的必然性,也指出了中產階級革命的脆弱性。現在,我們從台灣和香港已經見證了這種反抗的必然性,問題是,21世紀這場全球性的中產階級革命是否一定是脆弱的?福山在評論中說,歷史經驗如此,而土耳其和巴西也不例外。那麼中國呢?中國的中產階級革命會不會表現出一種福山料不到的韌性和持久力?

我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主要理由有這樣兩個:第一是文化方面的。中國文明有一個明顯的傳統,就是社會流動性比其他文明高,也就是說,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對貧富差距會更敏感,對爭取自己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堅決。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新生中產階級主要來自農民階級,也就是說,他們與中國社會的底層有天然聯系,比較容易結成政治聯盟,而不易被分化。

第二個理由,與當前智能技術的革命性發展有關。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指出,目前在新技術推動下的新財富增長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特點,就是不創造多少就業機會。這樣一個技術進步特征,將中產階級打壓到與底層階級同樣的經濟困境中。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畢業後的收入比農民工強不了多少,台灣情況也類似。也就是說,現代技術進步的性質,為中產階級革命提供了一種可持續的經濟動力。

由此引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國不可避免的中產階級革命,會不會像上世紀的那場無產階級革命那樣血腥?這正是許多人最擔心的問題。同一期《經濟學人》雜志在評論香港占中運動的文章一開頭,就指出了這樣一個嚴峻的史實,在人類十個最血腥的事件中,有兩個是西方文明難辭其咎的世界大戰,但在其余八個中,中國文明占了5個。無論從規模還是頻率,中國內部的大規模屠殺,都讓其他民族難以理解。19世紀的太平天國殺了兩千萬,接下來發生的"回亂",又殺了八百至一千兩百萬。20世紀的中共革命,死於非命者又有兩、三千萬。文章隱含的問題是,這一次中共為了保政權,中國又會有多少無辜者送命?

《經濟學人》的文章表達了許多人的共同願望:何不讓香港人試一把真民主,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將從中受益。我不認為《經濟學人》在危言聳聽,因此,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頭,習近平若不能做出智慧的選擇,很可能會成為歷史罪人。當然,中國的問題不僅是制度性的,政治文化也有很大問題。因此,我希望《經濟學人》的文章,也能在這個時刻敦促所有中國的朝野精英,認真反思中國的政治文化。至少隔岸觀火者,不應替港人做出這是"最後時刻"的判斷。(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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