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知道的事實看,在嚴格的刑法意義上,薄熙來是一個罪人,應無置疑的余地。盡管對薄熙來的審判程序不可能公正,但從谷開來案的結果看,對薄熙來刑事罪的懲罰,不大可能罰不當罪,而很可能罰不抵罪。這一點雖有爭議,但與另兩個層面相比,可爭議的程度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在政治層面,薄熙來的罪與罰會極有爭議,原因很簡單,因為左派與右派對重慶模式的解讀不僅今日水火不容,未來也不會達成共識。使這個問題更富爭議性的,還有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薄熙來垮台,並非直接緣於重慶模式之實踐失敗,而在一定程度上與那些害怕他成功的政治力量之謀略有關。對此,不僅薄熙來深感不平,左派們也憤憤不平。尤其是為了政治上把薄熙來搞臭,他的政治對手不惜使用卑劣手段,把自己並不在意的"男女關系"也"拿來說事兒",讓不同情薄的人都難以接受。誰都知道,現在中共高官腰纏萬貫,與多名女性發生不正當關系者大有人在,但這些高官不僅不會被治罪,而且十八大後繼續高升也不乏其人。因此,薄熙來被治罪,政治原因大於司法原因,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面對這個事實,左派的感覺和右派的感覺自然大不相同。
不過,左派們對薄熙來的倒台痛感傷悲,理由其實並不見得充分。薄熙來真是左派嗎?從他在大連的所作所為看,甚至從他在重慶的所作所為看,薄熙來的左派身份並非不容置疑。在我看來,薄熙來的本色並非紅色,更不是體現自由的藍色,而是隨時准備變色的機會主義。為了獲得個人權力,他既可以演左派,也可以演右派,既可以開紅燈區,也可以唱紅。這一切都改變不了他機會主義的本色。
問題是,一個瘋狂追逐權力的機會主義政客是否一定會扮演負面的歷史角色?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不像政治層面那樣簡單了。這是因為,歷史的事實表明,一個瘋狂追逐權力的政治野心家,既有可能成為希特勒那樣的惡魔,也可能成為拿破侖那樣極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而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不僅取決於其本人的品性,還取決於他本人無法預料也無法控制的歷史因素。
就薄熙來個案而言,我們現在知道,薄熙來在得知谷開來殺人案有可能東窗事發,因而有可能毀掉自己的政治生命之後,他一面不擇手段掩蓋這樁罪行,同時也比從前更認真地考慮,推動基層和地方選舉,用更激進的政治改革來支持自己競爭最高權位。
如果王立軍出逃美領館失敗、薄熙來得以保住權位,如果薄熙來果真推動基層和地方選舉試驗,重慶會如何,中國的政局又會如何?我們現在永遠也無法知道了。但可以推斷的是,事情的發展並非一定讓左派高興,也不一定讓右派高興。
我們還可以斷定,由於薄熙來不甘心於做一個平庸的貪官,不論他能否掩蓋谷開來的罪行,只要他不滿足腰纏萬貫,也不滿足"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而是想借社會不公和社會危機,玩一把"唱紅打黑",玩一把"均平共富",以奪取大位,薄熙來就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薄熙來的野心雖未實現,卻引爆了中共高層的政治危機,這就有可能加速中共專制的覆滅,從而加速憲政民主的到來。果真如此,未來的史家們,該不該給薄熙來記一功,而不過多計較他的罪行?當然,薄熙來"出師未捷身先死",也很可能造成王立雄所憂慮的局面,即中共全面"機械化",官員無人敢出頭,個個善"維穩",以致中國社會大潰敗,中國文明不可救藥。後世的史家該不該因此對薄熙來罪加一等,還是應該為之嘆息?
如果是前一種而非後一種情境成真,即便薄熙來落一個名實不符的英雄頭銜,也還是中國人的福氣,而後一種情境成真,才是大災大難。(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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