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2010――21世紀中國革命時代的元年

盡管視角和立場各不相同,我相信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會同意這樣一個判斷:2009標志著一個大時代的結束,而這也就意味著2010將成為中國從新出發的起點。對這一時代轉換最有戲劇性的隱喻,就是六十周年大慶方陣在最後時刻的調整。雖然無人敢阻止胡錦濤無恥地安排一個簇擁自己巨幅畫像的方陣,他卻不得不在後面增加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陣”。而毛澤東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像征。這樣一個方陣也許意味著胡錦濤無法阻擋又一個革命時代的到來。

20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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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中國必然會迎來又一個革命時代嗎?基於20世紀中國革命的血腥記憶,我和許多人一樣,極不情願得出肯定的答案。但中國的現實,包括上周中共對劉曉波的無恥審判,卻讓我不得不更傾向於相信,一切有責任感的中國人,必須對一個新的革命時代到來作准備。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論革命》一書中指出,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既非必然,也不是能夠被煽動起來的,而是向民治民享社會轉型中發生了政治權威的全面流失和崩塌。她還指出,以“自由立國”,也就是以憲政為目標的現代革命,並不一定就能帶來自由,發生革命的國家反而可能比沒有革命的國家更不自由。

為什麼20世紀已經發生過人類歷史上最暴烈革命的中國,21世紀又難免要發生革命呢?這恰恰是因為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但沒有完成憲政立國的使命,反而摧毀了支持自由以及支持任何穩定政治結構的文化傳統,甚至摧毀了支撐文明的“生態底座”。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王立雄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當前中國失去了文化結構與生態底座,社會唯系於政權整合,政權如立足流沙,沒有多重整合機制支撐的穩固基礎,離災難只一步之遙”。 

21世紀中國若果真出現大動亂,胡錦濤應負最直接的歷史責任。鄧小平固然難辭其咎,因為他的六四鎮壓導致政治改革徹底流產,但畢竟他在八十多歲的高齡,為挽救改革作了最後的掙扎。江澤民縱容貪腐,罪孽深重,但他執行了鄧小平堅持對外開放的遺囑,為中國的內部變革贏得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正因如此,胡錦濤自己也承認,當他上台的時候,中國有一個“戰略機遇期”。但胡錦濤把這個“戰略機遇期”完全糟蹋了。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已經清楚地提示胡溫,提升9億農民的基本權利,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主題。但胡溫避重就輕,畏難取巧,不顧巨大的社會和環境代價,瘋狂追求建立在農民工血汗工資基礎之上的外向型增長,加劇了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失衡。更嚴重的是,這一輪高速增長,徹底撕裂了中國社會,不僅加深了城鄉戶口的身份鴻溝,而且把巨額財富集中於少數權貴,鑄就了一個極不公平而又難以調整的利益格局。

盡管如此,胡溫仍執迷不悟,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決策中,再次向權貴和投機資本輸送利益來刺激經濟,以至2009年中國資產泡沫再起,民怨沸騰。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能看到,胡溫當政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中國社會向民治民享轉型的困難,中國正加速朝著社會秩序全面瓦解的方向滑墜。知名學者孫立平最近已公開提出“重建社會”的口號。

正是在空前巨大的內外壓力下,胡溫終於決定,從2010年開始實行有助消除農民身份歧視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允許農民工攜帶社會保險跨省遷徙,這一改革連同戶口管制的放松,意味著當局不得不允許農民憑借勞動來獲得市民身份,而此前,多數農民工在城裡被榨干血汗後,只能回鄉種地。這些遲來的改革如同開啟一道蓄水已久的大壩,會全面衝擊多年來二元化的城鄉治理,在中國引發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這場社會革命能避免一場政治革命嗎?我以為不能。正如王立雄所指出的,中共已經不可能主動改革政治,因此它的政治權威只會被這場社會革命進一步消解,從而誘發政治革命。

對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人來說,真正的問題是,21世紀的中國革命會不會重蹈上世紀的覆轍,造成巨大的災難卻達不到“自由立國”的目的?從中國精英對歷史和上一次革命反思的深度來看,現在還很難做出樂觀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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