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雲會客室：“曾梁”特首令香港公務員士氣低落

“作為一名官員，曾蔭權的身份及地位是一名地區的長官。我們覺得倘若他住的酒店房間是數萬港元時，我覺得這跟他的身份有不協調。住總統套房，但房價那麼貴，倘若是一名國家的領導人住，我覺得情有可原，因為可能涉及保安或規架等問題。可是，若作為地方長官而言，我覺得會有點浪費﹐因為他始終是一名地方的行政人員，相比一般的政府高級官員，他們的費用開支是有一個定額，每天按當地的貨幣價值折算給他們。該費用是包括食物、交際、住宿及交通（撇除機票開支）。若前赴美國，一般的每天零用開支是二百至三百美元不等。

作為地方的行政長官，居住的地方是如斯高檔次，用的都是公帑，但是，我相信納稅人的錢不是這樣被耗費的。所以，公眾或公務員都覺得，他若是作為公務員的典範時，這樣的做法有點過分。我們公務員不是這樣的。”

梁籌庭謂，公務員出差公幹獲得的津貼標準是一視同仁，該津貼是參考當地的實質經濟狀況而變動，以巴西為例，因為不同的州有不同的經濟發展，故獲得的每天津貼會不同，由200巴西元至600巴西元不等。他謂，這數目較曾蔭權一晚的住宿是5萬港元，當中仍未包括他個人的食用及當地交通開支，對照標準的差額已有21倍之巨，即使去年他訪問美國華盛頓時，也用了一晚４萬多港幣租住總統套房，跟津貼指標每天費用是200多美元計算，也相差逾24倍。他承認，這標準雖然未規範特首，但是，他認為曾蔭權是公務員的代表人物，且熟悉公務員的體制，故他的行為令公眾會誤以為公務員的行為處事，與他相若，令他感到十分不滿。

“我們覺得今次是一個很壞的影響，尤其是作為一個政府架構，我覺得香港公務員在國際間的印象都是正面，我們不會浪費公帑從事某些活動，現在特首做出的事讓人感到是脫離了可控制的範圍，他現予人感覺‘洗腳不抺腳’的情況，這不是他口袋的錢而是公家的錢，但公家的錢也不可這樣胡亂花費﹐令人有一種感覺，他利用職位來享受。作為一名最高領導人應該小心一點。”

作為一名領導人因而獲得特殊的待遇，梁籌庭並不反對，如一名國家領導人因為保安或需跟別國領導人有著對等的地位，而需要租用總統套房，是無可厚非。但是，他指，曾蔭權只不過是一個地區的長官，並沒此需要，他更認為，曾蔭權需要向市民作出一個交待。對於，特首辦的辯解，梁籌庭認為，解釋牽強，難以令人接受。根據香港傳媒報道指，曾蔭權在任期內已進行了55次外訪，平均差不多每月１次，累計花費過千萬港元，單是今年首３個月，外訪開支已達４百萬港幣。梁籌庭謂，正當两屆政府替換之際，交接工作尤為重要，外訪沒此必需，更透露了現時的政府是一個看守政府。

“我們覺得作為一個地區的行政長官，尤其是將政權移交下任新特首時，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進行交接，再者，特首在這交接期間是需要親力親為做好，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看守政府，其他事都毋須跟進，往往只會用藉口說‘我不可制定政策由下一名領導人執行，下一名領導人未必喜歡自己的一套’，因而放棄自己的工作。現予人感覺過去這段時間耗費時間外訪的情況較多，予人感覺終日吃喝玩樂，工作就留予下一任處理。”

原來，由低級公務員搖身一變成為特首的曾蔭權，一度令公務員感到振奮。梁籌庭坦言，公務員一度感到鼓舞。未料，目睹他利用對架構及規則的熟悉，在灰色地帶中遊走，因而成功地做到‘刑不上特首’，這令公務員團隊感憤怒。

“曾先生當初出任特首時，我們作為公務員是感到一件開心事。我們目睹一名低級公務員一直做而晉升到高級公務員，甚至做特首，我們是有一段時間感到開心。一名熟悉政府架構運作，來領導政府，對香港市民或公務員也好，大家都有憧憬。但十分可惜的是，他執政時，我們目睹的並不是我們憧憬的樣貌，目睹的多是負面，特別是正因為他由基層做起，他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那些是法律上可以制衡，那些是灰色地帶，即使有法律﹐但都可以刑不上特首。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在此情況下，即使他收受了‘利益’包括500港元坐遊艇，坐私人飛機等，但我們無法質疑他貪污或收受利益。他知道沒有這規範能規範特首，所以，即使你們發現他有過分，但刑不上他（特首）。這方面他是最清楚，因此，公務員為何那麼憤怒。”

這邊廂目睹曾蔭權由低級公務員做到特首，但行為處事盡失公務員重廉講程序的規章﹔那邊廂，候任特首梁振英火速聘用一名仍未有香港永久居留身份，更曾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揀蟀的共青團的陳冉出任臨時特首辦項目主任，梁籌庭謂，這做法令公務員有雪上加霜之感。

“唉，我們目睹候任特首辦今次犯了大家都不願目睹的錯誤。臨時特首辦都是一個政府機構，是現任政府為他設計一個臨時特首辦讓下任特首辦工，順利地過渡成為新一任特首。可是，我們目睹候任特首任用人時，並無跟隨一般招聘正式或合約的公務員的程序，每程序都有其門檻，尤其是高級官員，警務處一定會調查他有否政治背景、黑社會背景，倘若是高級的公務員，他的親人也需被審查，是非常嚴格，查完後，覺得他是清白才會被聘任為高級職員。
可是，候任臨時特首辦的做法並非如是，你喜歡誰，誰就可以被按排到特首辦來工作。首先，工作時這人會接觸到高度機密的資訊，因為這人是要籌辦未來香港政府的領導班子，所以，這人可以見到很多事，但是，沒有一套正式公務員的守則要這人依從，沒有一份保密文件要這人簽署承諾保密。現在這樣聘用是衝擊公務員的招聘程序。再者，我們目睹現時政府招聘，有數萬人申請爭取十多個位，彼此要競爭才可求得一職，但是，現在目睹這名女子毋須這樣做，因為梁振英好賞識這人，拉她入政府工作。

此情況下，我們覺得即使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基本條件仍未合符，但就可以進入政府，這些訊息是否打擊公務員的士氣呢？每名同事聽罷都覺得好有爭議性，好不滿。我們要麼辛苦才可以入政府，但別人就並非如是，有人喜歡就可以被請進入政府，故此，我們覺得整件事損害公務員的士氣。

未來的特首真的要小心一點，不要再用這樣的形式按自己的喜愛請人。這是敗筆，你讓我們看到，你往後如何跟公務員團隊一起合作？”

他更謂，現時政府的狀況是，最高的官員是按自己的意願做事，沒程序可言。

“現在的情況是，政府最高的官員根本是按自己的意願來處理過去有規章制度的事。你作為特首都是用自己的職權，話事權，用自己的意思做，不再理會是否應該依據規章做事。這樣做事，我覺得比較危險。梁振英以個人的想法就繞過正常的規章制度，用自己的意識做事，這是很危險。”
 
不過，他認為這件事，現任特首辦及公務員事務局是責無旁貸，需要承擔責任。他指，臨時特首辦做任何事，應該諮詢他們，尤其是人員聘用方面，一定要諮詢。但是，他目睹的是，現時政府的每名問責官員都處於觀望態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相信亦不會繼續為下屆政府工作，故此，一個看守政府的官員無意跟候任特首辦或特首有任何意見上的衝突，任由他們做，認為責任承擔最終會是他們自己。

這樣，曾蔭權及梁振英先後表示，交接順利，且會做到無縫的交接。梁籌庭又是否相信？

“我看不見是無縫。事實上，我們現時目睹的是彼此都不協調，各自為政，各有各做。我們作為公務員現在是無所適從，倘若現在做的事令到未來領導人不喜歡，你不會知道未來的領導人會如何跟你秋後算賬？大家都有疑問，都有畏懼往後會如何？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做不錯’，待未來領導人上任後，令他們如何做才做，這樣可避免冒險。若冒了險，不是上位，就是永不超生，尤其是在公務員體制裏，大家都不會冒這個險。問責制的官員本身已保守，在扮演一個看守政府，他會拿出什麼新政策呢？我們看到是沒有。”

對於，有傳媒指政府已被‘染紅’即中共政府已秘密派遣一些人士進入政府架構，尤其是在一些諮詢架構裏，情況更是普遍。梁籌庭謂，他們實在無從稽考，但是，他們看到很多問責制的官員尤其是十分‘紅’的人都有政治色彩，但是，公務員體制裏卻較少出現這類人，因此，他明白問責制的出現，更謂，他們迄今仍被標籤為‘港英餘孽’。

“國家領導人如何絶對信任現時公務員團隊裏的領導人呢？我們到現在仍被標籤為港英的餘孽，所以，他不重用我們，我們是知道的。為何會有三司十一局出現？我們見到由第一屆特首到今天，他們未必盡信公務員。因此，我們對於曾蔭權出任特首時，我們為何會有憧憬，覺得公務員都可以受到重用，但是，回顧歷史，原來並非如是。到曾蔭權時，他還擴大三司十一局，增設副局長或政治助理，我們見到的是政治輸送，讓一些人可以進入政府的領導班子做事。”

他更相信，政治輸送或政府被染‘紅’的情況，未來更會泛濫地湧現，最快速的輸送途徑便如陳冉的例子。即使公務員招聘有程序，他憂慮，往後有可能出現一些特別的優惠條件予特定的申請者，而香港警務處的背景政治審查，也是針對高級的公務員，一般的公務員若刻意隱瞞身份，他們也莫奈何。

他更直言，公務員對未來前景感到很悲觀。

“我們覺得很悲觀，我們現在目睹的未來形勢如中國大陸的‘入黨做官’論，你不是自己人，你就無法可獲擢升；再者，我們覺得若仍舊滲入這些人員時，事實上是窒礙了公務員正常升級的程序，所以，這是影響公務員的前景。”
 
他更不排除，往後可能再出現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的例子，因為公務員或可接觸機密資料﹐高層政治委任官員獲悉自己已沒擢升機會時，不排除把獲得的資訊出售予他人，收取利益。他謂，為此感到公務員的前景坎坷，公務員的優勢已隨著歷史及領導的轉變，正走下波。

現時，投考或新入職的公務員已出現一個傾斜的狀況，梁籌庭謂，現時入政府的大部份是女性，少有男性投考，因為現在的公務員已由過往的政策制定者，淪為一名政策的執行者，因為他們只能聽命於局長的指示推行政策。再者，私人機構亦喜歡聘用這批熟悉政府運作的人，故不少人離開。

他謂，作為公務員即使面對這種種問題，也難於有所行動，故現階段只能希望立法會的議員能真正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監察未來的行政長官，避免曾蔭權的行為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