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鍾庭耀繼續進行他恒常進行的民意調查工作，且進行2003年曾做過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的調查，未料結果公布後，立即遭到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公開批評不合邏輯，之後，親中報章連日刊登文章批評鍾庭耀，但是，他未有因此而退縮，更於上周公布籌備進行全民投票「選」特首，究竟此舉是否向施壓者反擊？
鍾庭耀否認有此想法。他指有關的構思及設計早在去年十二月前已有，並未有受到批評或中聯辦的言論影響，仍舊按原有的進度做，沒有因批評而刻意小心做。只不過，他承認因為中聯辦關注了「香港人身份認同感」的調查，導致他們需要耗費多一點時間將資料整理向公眾解釋，故有些少妨礙了323全民投票的工作。
工作量增多了，是否顯示鍾庭耀與其團隊真的感受到壓力？
「我相信自己在這方面較其他香港的學者或民意調查的專家經驗多一點。難判別是幸運或不幸運，我在二千年也曾發生一起民調風波，當時也引起公眾關注，自己又要費事費力處理，當時，有很多問題自己已想通了。現在，再有關乎民意調查及民間投票等的批評，我是比較容易處理。處理其實好簡單，就是不斷間歇性反問自己，自己選擇了在學術工作，所為何事呢？當然就是為了追尋知識、真理。當年已認定了目標，我現在是否重申再確定一次呢？當然，我不斷重申確定，我覺得這目標既然是我多年前已決定，且經歷了不同的考驗，到今天的事，也不算是一個很大型的壓力，我可以應對自如一點。
應對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更做好自己的工作，向未來的社會人士，目睹我們做完這個工作後，會見到當中的價值。現時不必要的批評或不認識我們工作的批評，就由歷史告之「我們做得正確」
早在二千年，鍾庭耀已感受到壓力，當時特首董建華的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透過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向鍾庭耀施壓，停止就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民意進行調查，事件揭發後，包括終審法院法官在內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證實事件屬實，大學校長及副校長最終辭職。未料，十二年後，鍾庭耀再度遇上干擾，究竟两次的共同點是什麼？民意計劃是否有偏頗？
「我覺得若說二千年時，我們民意研究計劃是在一九九一年成立，故到二千年時，我們的運作已有九年，我們當時的運作已是相當成熟，無論是技術層面或處理民意調查的數據包括那些部份要做分析，那些評論該如何撰寫，我們的工作已相當上軌道。
「當年，我覺得以特區政府，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首辦，以致當年港大的領導校長及副校長等，他們都似乎不太認識我們的工作，於是就有政治的陰謀考慮，因而產生了不必要的滋擾及誤會，事情期後已解決了。我覺得大家有學習，尤其是對民意調查不認識的後來也認識多了。
「時隔十二年，近月間對我們工作的討論或批評，開始時是針對身份認同的調查，現時這方面仍有餘波，我對這討論及批評是用非常平常心處理，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民意調查的工作，我相信我們的學術標準是相當高，所以，我們會一直討論下去及仍舊有民調的出現，屆時我相信大家會更明白這類的調查，其實是相當專業及科學。
「為何中聯辦會帶起這社會話題？我覺得是社會人士對這種調查不太認識，學術界經過二千年及近年的發展都已相當理解，我覺得學者、專業人士也需要時間參與討論，當他們再看清楚當時的調查報告及所用的問卷與方法，問題便能夠很快解決。這次的討論包括香港大學內及其他院校的學術界人士，我覺得他們相當明白我們在做什麼，所以，我相信在有需要的時候，他們會站出來解釋，甚至是為我們解釋。所以，就我而言，這事基本上沒什麼壓力，只希望親中人士或左派報紙評論員能夠盡快認識多一點。
「不過，這次跟上次略有不同之處是，這次左派的評論罵得很兇猛，我覺得用的詞彙似文革時的謾罵，我覺得這不必要，與及香港社會尤其是中聯辦為主，他們都應該希望「一國两制」成功，這些人士都應該反省無論任何批評或言論都一定要文明理性，很多的謾罵根本幫不了討論，且是次討論的是身份認同，香港人面對越多這類謾罵就越難建立認同感，希望他們明白。」
文章的瘋狂，從數量計算已可理解，約一個月時間，七十篇文章刊載批評，究竟鍾庭耀有否看過？他又怎理解撰文者？
「我沒有仔細看謾罵我的文章，只是間歇性粗略看一下，但是，我知道大概何時有文章刊出，我仍是以平常心看待。為何會出現這些文章，我並不是說郝部長，尤其些寫手為何心態仍舊有文革式批鬥的心態呢？我猜這可能是他們部份人自己的經歷，可能他們的成長過程與工作的經歷就是要這樣面對輿論的活動，要這樣方能爭取到讀者的認同，可能他們有這歷史。
「另方面也有可能是，尤其是左派的評論員，我覺得他們相當專業因為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好快撰文，某程度上他們是專業寫手，有資料庫可翻查舊的資料，因此，這群專業寫手團隊，不知何時是否有這責任要撰寫這些文章？因此，他們可能是因為工作需要而致。從體諒的角度看，盼望他們真心認識的社會並不是這樣。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種語言暴力不值得鼓勵，其中一個原因是，好似部長說了一句算文明的話，隨後寫手的語言暴力就非常泛濫及強烈，他們的讀者若有文化水平較低會想出一些肢體暴力，不管對誰，好似以前被稱為維園阿伯的人士，他們有時會做出肢體上十分不文明侵害他人的行為，我覺得這些是需要讉責，他們好可能常閱讀這些評論，只不過，別人出口，他們就出手。倘有這因果關係，我們會批評。」
另一方面，鍾庭耀亦同時間發現香港社會出現了一些可能是支持民主或反政府的一群被稱為維園阿哥的年青人，他們同樣使用肢體及語言暴力。他擔心，這群維園阿哥與維園阿伯走在一起時，肢體角力便難以避免，他相信，這些直接或間接的謾罵風氣與之有關，且違背了建構和諧社會的意願。
两次事件後，鍾庭耀更曾收到謾罵的電話及不文的信件滋擾，他雖然一笑置之。但是，他看到當中的過程，就是部長一句文明的說話，到第二層級的寫手就激烈地批判，繼而部份的坊眾開始有滋擾，他覺得這是直接因果關係。
由去年底至今年初，其實除鍾庭耀外，另外也有两名學者分別是成名及蔡子強都遭受左派報紙的寫手撰文攻擊，鍾庭耀又怎樣理解香港學術界的遭遇？
「我看到目前為止，學術界眾人的反映都是相當理性及文明，對方就非常偏激及偏離事實，但是，學術界朋友的發聲不是說反對你不能出聲，而是希望整個討論能夠文明。二千年及這次，我們都有討論學術自由，但這次的討論我們著重了「文明討論」，我們甚至討論是否需要學術自由保護這些活動，什麼是學者？什麼是公共知識份子？身份認同感是否政治不正確？我覺得學術界在這次能夠作出呼籲是一個進步。
「倘問左派的評論人士何以仍舊是這樣，我只能說可能中聯辦或左派人士的思想未能與時並進，仍舊以為停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裏，以為一定要敵我分明，打擊對手時就扣帽子，扣一些他以為很傷害性的帽子如漢奸、賣國賊等，但是，我覺得香港人中國人都已經學識了，這些假的莫須有罪名對制度及對這些批評人士而言，他們的信譽相反減少了。」
不過，他承認有些擔心大學的高層管理人士，縱使他們都是明理的人，但面對來勢兇悍的言論而作出避忌？他說，只能靠他們個人的練歷來面對。香港雖是一個小城市，鍾庭耀認為香港該盡量建立好是一個文明社會，從文明的角度令國內更加文明，華人社會更加文明，故盼望所有以不文明的手法做事的人能夠知難而退。
對於香港政府或大學的高層在事件發生後的表現，鍾庭耀說，一向難於目睹香港的大學高層會高調地保護自己的學者或學術自由，甚至會批評對方的不文明，所以，他沒有什麼要求，只要他們在行政工作上不要如以往，基於一些誤會或不認識而作出不必要的干預，這已很足夠。
至於政府官員的表現，鍾庭耀更以體諒的心看待，相反，他寧願事件交由民間的學者、團體等自行處理，政府不要滋擾。
對於坊間有說，對香港敢言的學者連番攻擊目的是要令香港的學者進行自我審查，鍾庭耀相信嗎？
「我不會揣測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是否有步置做以達致這樣的效果。不過，我會用較宏觀的角度看這事的發展，無論客觀效果使我們現時敢言發聲的人士包括學者或知識份子因怯於某一種壓力而收聲，我是樂觀主義者，我覺得社會不斷與時並進，兼且有人事更替，若有學者不發聲，我們自然有新一代包括學者、知識份子或非學院的人士會站出來發聲，因為每一個人的發展都是這樣。所以，若有人士以為做了很多工作可令現在的人士收聲，但是，另一群人出現，他們同樣控制不了，若不斷地循環做這類工作，最終，他們是得不償失。
「與其耗費眾多工夫做一些不對的事，該好好檢視。觀乎開放社會如西方，有很大程度的言論自由，社會不會動亂，因為大家接受了制度後，大家會懂得去批判，鼓勵人文明發聲，最後，我們可以做到自我完善，自我更替。若能看透這，我覺得不管是在香港或是大陸，每個社會都是向前發展。」
他更估計，這次的衝擊可能是中央、中聯辦因為今年特首選舉而作出了過份緊張，箇中畢竟與缺乏自信，欲擺平一些異議聲音而致。是耶非耶？也許只有當事人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