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评论:樊纲的“健康增长”--谈经济学家职业操守之四

最近,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论坛上,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说:“中国经济仍将健康增长”、“中国经济还可以有30年高增长”。这样的说法在樊纲这里,不是第一次。和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他的口气更大,敢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还敢说所谓的健康增长能持续30年。在这方面,他超过了林毅夫。

201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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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评价一个人身体状况的时候,很难说他绝对健康。人即使没有大病,也可能有小毛小病;即使没有小毛小病,也可能处于亚健康。这实在是因为一个健康状态是十分难得的,它需要很多条件,比如遗传基因、生活方式、环境质量等等。人体尚且如此,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就更离谱了。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各类问题,存在著周期性的危机。

对于中国这个经济体来讲,实现经济增长,甚至高增长并非难事。但它是健康的增长还是病态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增长还是竭泽而鱼的增长?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樊纲不仅认定过去30年的增长是健康的,还断言未来“仍将健康增长”,并且高增长30年。

再30年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中国将维持一个甲子,60年的高增长。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樊纲的理由是,支撑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会维持30年:一是储蓄率仍然会很高;二是继续改革开放仍然有很大潜力;三是劳动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有竞争力的。他认为,中国工业化第一阶段还没有完成,我们才转移了一半农村人口,如果体制改革到位的话,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到15%,至少还要创造1到1.5亿个就业岗位。

这些理由,对于有经济学常识,和对中国国情有所理解的人都不认同。为什么?首先,储蓄率高的历史已经结束。中国的储蓄从以居民储蓄为主体变为企业和政府为主体。在居民储蓄中,则是从一般民众为主体变为少数富人为主体。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储蓄是保险,轻易不敢花掉。随著通货膨胀上升,即使是负利率都要守住银行存款。而富人正在不断将中国的储蓄转移到海外,或者直接在海外消费;其次,改革已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共识。过去二十年,中国改革陷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歧途。那种以破坏环境、侵占毁坏土地、损害人民健康、官员腐败、践踏百姓权利为代价,靠大肆开发房地产、俗称“铁公机”的铁路、公路、机场大跃进,发展小汽车等等作为经济增长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头了;第三,随著劳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像以往那样剥削劳工赚取超额利润的时代也不可能长久。在加工工业方面,中国是产能过剩,不是供给不足,是需求出了问题。随著房地产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终结,哪里可以持续创造1到1.5亿的就业岗位?恰恰相反,中国的广大农业劳动力将面临著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工作机会的悲惨前景。城市不可能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即使全世界也难以消化。

樊纲所言,其用语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有什么差别?这些话,从身为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身份的“大牌经济学家”口中讲出来,其对民众的迷惑性较之官方宣传机构要大得多。一个经济学家,看不到严重的制度和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以及分配不公等等深刻的社会危机,一味粉饰经济形势,有悖基本职业操守。可悲的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还不少。

1953年出生的樊纲今年年近60岁。他在跟世人赌今后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再活30年,90岁的樊纲必然看到自己预言的荒谬性。希望有朝一日他能为今天说的话而自省和惭愧。(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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