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评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高利贷问题（之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有高利贷传统的国家。只是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高利贷销声匿迹。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民间资本的冒头，首先是民间资金拆借活动，出现在有民族工商业传统的江浙一带，和正式金融体系覆盖不到的广大农村地区。这不仅标志著非国有金融资源进入金融体系，也意味著高利贷重新回来。在过去三十余年，全国范围内，高利贷时隐时现，却从未消失。

以浙江省为例，自1985年至2011年的26年间，多次发生高利贷风波。

第一次发生在1980年代后半期。自1985年，浙江出现“抬会”风潮。“抬会”的发起人发展会员，聚拢资金，进而变成“会主”。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资金，交给会员轮流使用，先用的人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乐清县，有这样的抬会上千家，规模不等，最大的抬会达到万人以上。在温州的九县两区，约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到12亿元之巨。1986年春夏，“抬会”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整顿，把几位知名会主李启峰、郑乐芬等判处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风波。

第二次是1990年代上半期，1993年温州出现100多家地下钱庄，到1995年上半年，温州市内18家地下钱庄总资产超过10亿元。

第三次是2003年至2007年。2003年，浙江省东南部地区的高利贷规模至少达到3000多亿元。苍南县爆出著名的“矾山连环会”案，会案涉案总金额超过4亿元，会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期间，浙江东阳一位叫吴英的女子，20多岁，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聚敛民间资本，结果借贷崩盘，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可见，高利贷问题不是新问题，是老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越整顿、越打压，越膨胀的问题。那么，原因在哪儿呢？

只要知道经济学的ABC，就不难理解。高利贷是民间行为和市场行为，是因为既有资本需求，也有资本供给。

在中国现阶段，一方面，广大农村，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个体户，甚至个人，经常发生流动资金短缺或者现金周转困难，却几乎没有可能得到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的贷款；另一方面，存款利息低下，通货膨胀，民众为了摆脱“负利率”伤害，宁可将手中资金用于高风险的高利贷。

所以，说到底，中国的高利贷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改革，特别是利息市场化的滞后。如果不承认这个结论，那就看看北美和欧共体地区，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几乎不存在高利贷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