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專欄】收拾香港殘局第一步


201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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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620.jpg 香港政局究竟怎样「收科」?(劉雲攝,2014年10月8日)

 

面對現今香港的政局,朋友之間最經常討論的問題,並不是誰是誰非,而是究竟怎樣「收科」。

最簡單,就是政府接受群眾訴求,在2017年特首選舉中加入公民提名。但可以肯定,北京已經言明不會容許這事發生;特區政府不會如此提案,立法會中的建制派也會反對,退一萬步說,假設以上兩關都神奇地通過,到政改五部曲的最後一關,人大常委也不會接納批准備案。再者,到了2017年,選出來的特首還是要由北京任命,換言之,只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除非是北京改變對香港的方針,香港人是無法透過公民提民普選特首達致真正的高度自治。

許多人聽到這裡,難免會想:「這是投降心態!香港人豈可放棄自決這個大前提?」

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是,要爭取香港人最大的自治權,重點不應放在特首的選舉上,而是要著眼於權力的下放和分散。事實上,正正是因為行政霸道的政制設計,讓特首權力太過集中,北京才不會放鬆對這個權位的控制。

中央集權,是香港政治扭曲的最大原因。假如不是因為行政權力未能有效地分散和下放,香港的施政也應當更貼近民情。假如不是行政霸道閹割了代議政治的功能,香港的市民也不用將議題帶到街上。假如不是議題被帶到街上,也不會出現激烈的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撕裂。

許多香港建制派人士常常說:「從前英國人的年代,又不見你們出來爭取民主,為甚麼現在才出來唯恐天下不亂?」這個說法,乃建基於對英殖時代的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的錯誤理解。

就以我等被標籤為自由市場原教旨最津津樂道的郭伯偉年代為例,當時財政司對行政機關的影響力,比港督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經常說公務員政治中立,事實上,當年的政府辦公室都掛了女皇肖像,但在行使權力時仍是規章先行。從前的銓敘司, 是真正管治政務官之首,掌人事權,總督也不可以隨便越權過問,甚至連警察首長,亦有極高的自主權;否則,也不會鬧出50、60年代警權腐敗而政府束手無策的局面。

事實上,局和署之間,亦非完全簡單的從屬關係。許多年前,有次我和一位今天仍然在政府極高層的官員閒聊,他也對我說:「政府最惡就係班中級公務員。」局是負責制訂政策,但政策經過立法之後,署級首長要怎樣行使酌情權,只要依足規矩,局長也無權干預。公務員若非犯刑事過失,再政治不正確的決定,就算港督也無可奈何。大家記得當年仍是社會福利署署長的陳方安生以鐵腕手段處理郭亞女事件嗎?社會再不滿,惹來多大的反響,港督尤德也只有力撐。

在行政架構當中,有分工、有權力制衡,那是香港管治不可或缺的設計。今天北京緊張對香港的主權,但英殖時代,倫敦西敏寺又為何不用為控制這個在遠東的據點大費周章?為甚麼英國人做得到,但中國人卻辦不到?難道中國人的才能有問題嗎?為何當年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倫敦西敏寺,不用事事微觀操控?

事實上,史家稱頌中國為官僚之國。從前的香港,就是英國的制度,加上中國人官僚的執行力,構成人類史上罕見的高效政府。

回到最核心的問題,今天香港特區的管治制度,究竟有甚麼缺陷?董建華以為推行政治問責制可以集權於特首,結果演變成政治卸責制。中共那套中央集權,衍生出來的各種流弊,例如派系明爭暗鬥,最終也發生在香港這個邊陲的城市。

將行政機關權力下放分散,政治中立,是第一步。讓代議政制發揮應有的功效,是更重要的一步。這一點,下星期續談。(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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